北大的灵魂人物蔡元培老校长，同样曾经因为一个字而道歉。

　　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3月，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国家刚从专制政体，转向共和政体，作为民国教育事业的执掌者，蔡元培急需人才充实力量。

　　此时，一位正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胡玉缙写了《孔学商榷》一文。蔡元培读了很感兴趣，看到了胡玉缙的才华，决定邀请其到教育部任职。

　　一字使用不当，引发抗议

　　蔡元培指示下属官员起草一封信，内容是请胡玉缙来教育部任典礼官。胡玉缙当时在学术界还是无名小卒，有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举荐他，本应感激不尽。

　　教育部致胡玉缙的信全文为：“奉总长谕：‘派胡玉缙、王丕谟接收典礼院事务，此谕。’承政厅谨传，等因。”

　　出乎意料的是，胡玉缙接到邀请信后，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

　　胡玉缙对其中“谕”字不爽，原因有两点：1、“谕”字是“亡清陋习”，是专制王朝用的词汇，现在都民国了，应该摒弃不用。

　　2、“谕”字是政府里面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文体，我胡玉缙是前清的官员，跟现在的教育部没有隶属关系，你就不能对我发号施令，“未知从何谕起”。



　　一个简单的科普

　　凡是政府公文，无论中外古今，都有一套文体规范。这既是公文权威性的体现，也是信息高效传递的需要。

　　当前中国政府公文，按照信息传递方向，可以大致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这个道理，就跟梁子在家，跟长辈、晚辈、平辈说话需要有不同的语气语调类似。

　　跟长辈说话（上行文），需要客气点，常用的文体有请示、报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请示需要上级回复，报告则不需要。

　　举个例子，梁子期末考试第一名，心里高兴啊，赶紧报告给爸妈，让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他们并不需要回复啥。再来一个例子，木子今年15岁，想买一身衣服，编了一通理由，然后请示爸妈，我买还不是买？买的话，就给钱？这个时候，爸妈需要有个回复。

　　跟晚辈说话（下行文），就不用那么客气，而是要强硬点。但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气下，还是有差别。“命令”往往宣布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规格最高；“决定”是针对重要事项或者行动的安排，往往是方针政策性的，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因为《决定》是方针性的，所以还有一个《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通知”，这是最常用的文体，也是文山会海的主要载体，上级有要求了，那就直接转发通知，当个“二传手”，一来是部署工作了，二来以后追责也可以甩锅给下级。

　　下行“意见”的功能，以指导为主，不是强制性地具体地布置安排工作，而是参考性地提出工作的目标任务、原则和措施方法。下级机关一般应根据上级机关“意见”的精神、原则参照执行。

　　跟平辈说话（平行文），主要是函。比如财政部有事儿找河南省政府，只能发个函，因为都是省部级单位。

　　其实，要放在当下，蔡元培应该选择的文体是函。比如你单位要邀请某大学教授进行讲座，自然是发个邀请函好点，而不是发个通知。



　　蔡元培的道歉信一开始便承认错误

　　蔡元培的道歉信分为两部分，附件部分是具体负责起草稿子的承政厅的道歉。一开始便承认错误，“宜屏而弗用”，赞同胡玉缙“立论颇正”。

　　随后，进行了简单的解释：主要是新政府刚刚成立，公文规范尚未规定，教育部也没有别创一格，所以沿用了“谕”字。而且，这里用“谕”字没有专制的意味，希望胡玉缙不要介意。最后来了一句“本部初立，正在用人之际，若因用谕、令字样而使贤者裹足，殊违总长延揽之初心。”

　　正文部分是蔡元培的道歉信，因为下属工作失误，自己出来承担责任，梁子也是服气！

　　信的内容大意是先解释了一下邀请的缘由，之前读了先生《孔学商榷》文章，很是钦佩。正好现在典礼院需要用人，所以邀请先生来（这是因为此前的“谕”中，并未交代邀请缘由，这里算是补上了）。

　　然后，解释了一下，说因为公务繁忙没有细看，导致承政厅沿用了前清的“谕”。“字句小疵，想通人比不芥蒂”，字句上的小毛病，希望您大人有大量。最后，回归正题，再次邀请胡玉缙，“民国初立，教育界除旧布新之事，所欲请教者甚多，尚祈惠然肯来，相与尽力于未来之事业，敬为全国同胞固以请”。

　　蔡元培诚恳的道歉信，阐明缘由，承认错误，再次邀请。其延揽人才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看到这样的回信，谁不会动容？

　　后来，胡玉缙欣然答应到教育部任职，负责筹备国立历史博物馆，担任筹备处主任。

　　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胡玉缙亦赴北京大学任教。（来源：梁子笔记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