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同志来到中国工作80周年。1938年初，白求恩不远万里，冲破重重阻挠，来到延安。4月，他前往晋察冀边区，带着战地医疗队转战多个战场，冒着枪林弹雨，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抢救了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医疗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11月，白求恩同志以身殉职。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曾激励了几代人。而在此之前，第一个将白求恩的事迹向海外传播的是新加坡华侨记者黄薇。

　　毛泽东让黄薇到晋察冀边区参观访问

　　黄薇， 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的一个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先后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同年6月下旬，黄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随同“世界学生联合代表团”到延安采访，开启了她华北敌后战场的访问行程。

　　1938年7月，黄薇来到延安采访，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她深深地被延安清明的政治环境和融洽的军民关系所吸引。她曾四次见到毛泽东。　　一天晚上，黄薇应邀观看联欢晚会。一千多人济济一堂，有干部、军人、学生和群众，会堂内欢声笑语，气氛热烈，飘荡着雄壮有力的抗战歌曲。黄薇在看演出时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向后看，她随着大家的目光观看：一位身材高大，穿着一身打着补丁的灰布军服的人，正在和一位头上系着白毛巾的老乡一边走，一边谈话，向观众席走来，走到黄薇后面的那排座位上坐了下来。不一会儿，他主动与坐在前面的黄薇打招呼，问道：“是黄薇小姐吗？”黄薇连忙回过头答道：“是。”他伸出手亲切地与黄薇握手寒暄。黄薇定睛一看，与她说话的竟然是闻名中外的毛泽东。黄薇尽管没见过毛泽东，但是却见过他的照片。此时黄薇心情非常激动，她在《风雨人生》一书中写道：“在这里，我亲眼看到，毛主席作为共产党的领袖，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他不需要特殊的座位，而是那么和谐地同普通老百姓坐在一起，亲切交谈；对于我这个外来的新闻记者，他不需要通过着重的介绍而主动同我打招呼、握手、谈话。他是那样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没有领袖的架子，一点儿也不显得特殊。”

　　7月下旬的一天，黄薇接到通知，毛泽东要于晚上11时接见她和《救亡日报》《南洋商报》的两名记者。晚上10时半，毛泽东的警卫员提着马灯来到黄薇下榻的西北旅社，接他们前往。在杨家岭，黄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黄薇写道：“我环顾了一下这个既是会客室、又是办公室和会议室的土窑洞，它和别的窑洞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墙上挂着两张大地图，书桌上摆着许多书籍、纸张和笔、墨、砚等文房四宝，此外就是多了几张木板凳。”

　　警卫员端来了茶水，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延安这个地方很偏僻，交通不便，新闻记者来这里很不方便，特别是你们华侨记者从远隔重洋的新加坡来到这里，更是难能可贵。

　　黄薇向毛泽东汇报了海外侨胞心系祖国，节衣缩食积极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很多人对抗战的前途也都非常关切，请求主席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华侨的爱国精神，他说，华侨同胞身在异国，但他们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请你们告诉华侨同胞们，我们的抗日战争最后会胜利的，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此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刚刚问世，便给他们阐述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战形势，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指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但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黄薇等人告辞时已是凌晨。　　几天后，黄薇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作的抗战形势的报告。

　　一天中午，毛泽东设宴请黄薇等记者到窑洞做客。毛泽东在餐桌上谈笑风生，语言风趣，态度随和。“他边谈边吃，从古今中外、政治、艺术到人情风俗，无所不谈。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毛主席知识渊博，记忆力很强。”当谈到湖南人和南洋华侨一样喜欢吃辣椒时，黄薇问道：“听说您吃西瓜时也要蘸辣椒？”毛泽东听了笑了笑说道：“有时是这样。”

　　毛泽东知道黄薇的老家是福建龙岩，很感兴趣。因为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带领红4军从井冈山誓师出发，进军赣南闽西，在龙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召开了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那里指导闽西各县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毛泽东问黄薇家住龙岩什么地方？黄薇说：“在龙门镇赤水桥村，是一座两层楼房，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毛泽东兴奋地说：“我曾经去过那里，还住过几天，围墙内还有一个不小的池塘。”黄薇连忙点头称是，不禁赞叹毛泽东的记忆力。毛泽东说：“因为你家是个书香世家，在当地很有名望，所以印象比较深。”黄薇说：“主席到我老家时，我已经去厦门集美中学读书，如果当时在家，一定跟您去干革命。”毛泽东看着黄薇赞赏地点点头说：“很有可能。”

　　黄薇向毛泽东请求说：“我很想留在延安学习，想在这个革命大熔炉中受教育、受锻炼，使自己快一点成长，为抗战多做贡献。”毛泽东听后说：“我早听说你有这个愿望，但是我还是认为你做记者比较好，特别是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抗战做贡献。”黄薇听了，很受启发，知道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接着对他们说：“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了一个慰问团，要到晋察冀边区去慰问参观。你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看看我们在敌人后方工作、战斗情况。”

　　黄薇经聂荣臻介绍第一次见到白求恩

　　8月中旬，黄薇随同慰问团40余人离开延安，奔赴硝烟弥漫的华北敌后战场。她历时三个多月，行程数千里，走访了三个地区四十多个县，采访对象既有八路军的高级将领，如贺龙、聂荣臻、左权、萧克、周士第、甘泗淇、陈锡联等，又有普通士兵；既有地方行政官员，又有普通群众；既有我军伤病员，又有日军战俘。黄薇撰写了一百多篇华北敌后抗战的战地通讯，先后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连载半年多的时间。很多海外华侨通过这些报道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踊跃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萧克将军曾为其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1938年9月下旬，黄薇来到了晋察冀边区所在地，受到边区军民的热情欢迎，军区司令部送给他们每人一套新棉军服。第二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政治部主任舒同为他们举行宴会和欢迎大会。在宴会上，聂荣臻将白求恩大夫隆重地介绍给黄薇，从此二人相识。黄薇这样描述白求恩：“他高大的个子、身穿八路军的棉军服，戴着军帽，显得格外精神。他喜爱中国菜，能够自如地使用筷子。他努力学习中国话，见到我们就用中国话叫‘同志！’虽然发音不很准确，但听起来很亲切。”在宴席上，黄薇初步了解了白求恩的事迹，并作了简单交谈，并与他约定改日前往访问。

　　当天晚上7点，晋察冀军区在司令部后面的广场上，为延安慰问团举行欢迎大会，聂荣臻在致欢迎辞中还专门提到黄薇。黄薇被邀请上台讲话。黄薇向大家报告了海外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的动人事例，并代表侨胞向艰苦奋战在敌后的将士们、同胞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慰问。黄薇刚讲完，白求恩就自告奋勇跳上舞台，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开始讲演。当他生疏地说出“同志们”这三个字时，全场沸腾起来，大家都为他鼓掌。白求恩说，他来到边区后，看到上至聂司令员，下至普通战士和老百姓，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万众一心，精诚合作，一致对外，心里非常感动。白求恩说道：“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打倒敌人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全中国各党派、各阶层，不分上下团结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法西斯主义者。”

　　黄薇写道：“白求恩大夫作为一个国际友人，为了支援我们中国的抗日战争而离开他的家园，抛弃他那优越的生活环境而来到烽火弥漫的中国，同我们一起战斗，为我前方战士救死扶伤做出巨大贡献，而且还热切希望我国上下团结抗战到底。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使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深受感动。”

　　白求恩请求黄薇呼吁后方捐献医疗设备

　　就在黄薇到达的当天，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日军兵分数路，气势汹汹，围攻晋察冀边区。边区军民迎战日寇，坚壁清野，组织疏散转移。因此黄薇采访白求恩的计划暂时搁浅。

　　几天后，黄薇与陕甘宁边区参观团分开，与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去慰劳伤兵。当她来到滹沱河畔的一所战地医院里时，竟遇到了白求恩。此时的白求恩正在一间简陋的手术室里，全神贯注地为一位伤兵做手术。白求恩的翻译董越千既是翻译，又是助手，熟练地传递刀、剪和其他手术用具。一些当地群众也主动前来帮忙，董越千还要指导他们进行消毒和上药。这一天，白求恩很忙，刚做完一个手术，一个伤兵又被抬了进来，门外还有好几个伤员在等待着。　　黄薇在手术室外等了好长时间，想找个机会采访白求恩，可是白求恩一直在忙。这边黄薇所在的队伍还要赶路，需要马上出发，来不及采访和打招呼了，黄薇只好遗憾地离开这里。

　　不久，在一个军分区的司令部里，黄薇竟意外地碰到了白求恩，二人同时住在一个院子里。黄薇看到“虽然是在寒风凛冽的天气里，白大夫却像小孩子一般地背着一个照相机，东奔西走，摄取各种有意义的镜头。”黄薇真是喜出望外，这次可得“抓住他”，于是与他约定，晚饭后去访问他。

　　晚上，黄薇如约而至，在一盏摇曳的煤油灯下，黄薇开始了采访。白求恩向黄薇讲述他的童年、经历，讲述如何来到中国。白求恩风趣地说：“我乘飞机，坐火车、汽车，骑马、骑毛驴子，还走了不少的路，好容易才来到这里。中国实在是太大了。”白求恩十分赞赏八路军的勇敢，他说：“八路军战士是我所见到的最英勇、最坚强的人！”白求恩还十分焦虑地向黄薇谈缺医少药的问题：“做手术，缺少麻醉剂、止疼药，也缺少酒精和碘酒，甚至棉花、绷带都是把用过了的加以消毒后再用。医疗器械尤其短缺，遇到伤势太重，必须对伤员进行截肢时，使用的都是木工锯子和屠刀。”二人谈了很长时间，在即将结束时，白求恩再三叮嘱黄薇要向后方人士和海外侨胞呼吁，赶快向抗战前线捐助医疗用品。黄薇听了非常感动，她写道：“一个外国人，如此关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其诚挚的感情，殷切的希望，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也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

　　回到重庆后，黄薇写了一篇战地通讯《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发表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上，让更多的海外侨胞知道了白求恩、认识了白求恩。

　　1939年春，宋美龄主持召开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黄薇应邀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用自己的所见所闻，重点谈了华北敌后战场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呼吁在座的姐妹们和全国同胞们赶快动员起来，捐献医药用品，早日输送到前方去。黄薇的呼吁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元老张继的夫人请黄薇到家里，详细询问有关情况，表示马上组织大家捐献医药用品，尽快送到华北前线。

　　令黄薇没想到的是在她离开华北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求恩因手术时不慎割破中指，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噩耗传来，在重庆的黄薇悲痛欲绝，含泪写了《悼念白求恩大夫》，发表在1939年12月4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她写道：“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国际朋友，我们必须加强团结，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将日本强盗的头颅和鲜血，祭献于我们伟大国际友人的灵前！”（党史博采 文/郑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