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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金融支持措施正在迅速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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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群第一用户 手机认证 银行认证 单位认证 发表于 2018-11-12 15:17: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0月以来,监管层面密集发声,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了减轻企业税负、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六方面举措。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总基调下,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各地区、各银行相继推出一系列具体支持措施。

  要“同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要严守银行的信贷标准不放松,这是市场所期许的,也是监管层所努力推动的。

  “一二五”政策并非硬性“一刀切”

  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成因众多。

  央行日前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8年第三季度)》(以下简称《报告》)认为,总体上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市场预期不稳定和金融风险偏好下降、融资渠道收窄的反映,部分民营企业陷入债务违约—信贷融资难度加大的负向循环,企业财务状况恶化与融资环境变化相互强化。另外,《报告》还指出,部分原因还来自部分民企自身治理机制不健全,财务制度不规范,过度融资投资、过度多元化,而导致企业财务杠杆较高,抗风险能力较弱。

  近期,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短贷长投,即企业拿银行的短期贷款融资去做长期投资,希望赚快钱,是这次民企困境的导火索,根本症结是企业家的经营素质。

  当然,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行业也在服务民营企业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金融机构过度依赖抵押担保、激励考核机制不完善、尽职免责落实不到位等体制因素也加剧了民企融资难问题。”《报告》提到。

  “在中国当前的金融结构下,银行是大多数民营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增加贷款投放量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主力军,是民营企业的‘救命药’。”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对《金融时报》记者说。

  针对这个问题,11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初步考虑对民营企业的贷款要实现“一二五”的目标,即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争取3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

  “一二五”目标对于大多数以国企和政府融资平台为主要信贷客户的银行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此外,也有少数市场人士担忧会对贷款要求“一刀切”,进而引起银行资产质量下降。

  银保监会相关人士回应表示,“一二五”并非硬性考核指标,不会采取简单机械的“一刀切”模式,会尊重银行定位及基于风险管控的自主经营权。银行应该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负债水平合理、履约记录良好的民营企业提供和国有企业同样的信贷支持。

  “目前市场存在对‘一二五’政策的误读和误传。”何海峰认为,“一二五”政策既是一个目标方向,也是一种手段机制,是真正标本兼治的长期利好民营企业的金融政策。在向市场传导清楚政策意图的同时,也要尽快形成示范性案例。

  “目前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不成正比,增加对民企信贷支持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银行对实体经济包括民营企业的支持更多的是信贷结构上的调整而不是总量上的扩张,这体现在银行逐步退出对“僵尸企业”的资金支持,控制并且优化新增贷款。

  实际上,不同的银行已经在秉承自己定位特色的基础上设计出许多支持民营企业的产品、服务,有些还在探索中实现了“差异化发展”。

  作为一家25年专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主要客户为小微、“三农”的小型银行,浙江泰隆银行董事长王钧介绍说,泰隆银行90%以上的网点分布在农村和社区,50%左右的员工为客户经理,99%的信贷资金投向民营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截至2018年9月末,泰隆银行贷款500万元以下的客户数占比99.84%、余额占比92.45%,100万元以下的客户数占比96%、余额占比68%,户均贷款29万元,初步实现了商业可持续。

  作为一家大型银行,中国银行则主要在跨境贸易、服务民营企业“走出去”等方面进行创新。中国银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阎海思告诉《金融时报》记者,该行首创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投资撮合服务,已在全球举办49场跨境撮合对接会,两万余家中外企业参加,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1万项。

  上述银保监会相关人士强调,例如泰隆银行、台州银行等银行,民营企业占客户比例90%以上,这是与他们所在地区和定位有关的,不会要求所有银行都能拥有同样的“节奏”,否则也与监管一直强调的“差异化发展”相悖。

  政策支持不等于放松信贷风险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金融管理部门出台的一系列包括“一二五”政策在内的支持民营企业贷款政策,引发了部分市场人士对于“放松信贷风险要求”的猜测。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监管部门对银行信贷的风险要求并没有放松,也不可能放松。

  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10月30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曾强调,改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不能靠放松风险管控,不能靠降低信贷标准。他表示,经过这么多年艰难的改革探索,银行所形成的风险管控体系、审慎稳健的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机制,是非常可贵、需要倍加珍惜的。若降低信贷标准,可能会形成新的金融风险,影响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

  “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监管的放松。”何海峰解释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基本要求,风险底线也是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生命线。监管机构要求对民营企业增加贷款支持,建立尽职免责、纠错容错机制等,目的在于打破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遇到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等隐形壁垒,帮助银行从“惧贷、难贷、惜贷”到“敢贷、能贷、愿贷”。

  上述银保监会相关人士也对此回应,不能为了完成民营企业贷款任务而贷款,银行有风险标准,监管也有风险的指引和要求。银保监会要求各银行制定具体的尽职免责标准,避免产生道德风险。事实上,对于银行而言,经营混乱、公司治理水平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恶意逃废银行债务的企业,并不属于其信贷支持范围。

  “考虑到民营企业的风险水平,如果强行要求银行加大对民企的信贷投放,确实存在风险难点。但从短期来看,银行风险不会明显上升。”曾刚向记者阐释,随着今年银行利润上升,不良率在稳步下降,银行风险承受能力显着增强。另外,从长期来看,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也符合银行转型发展方向。他称,“当下,部分银行贷款存量结构与经济结构不相匹配,内部绩效考核导致行为短期化,长此以往,银行业务空间会受到很大制约。银行要获得长期稳健发展,就必须舍弃这种‘晴天送伞、下雨收伞’的发展模式,以短期阵痛换长期发展,适度优化信贷结构。而此次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调整机会。”

  与曾刚所谈的内容相符,《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业内在不同情境下的内部测试显示,提高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比例,不会对银行的不良贷款产生明显的影响。一方面,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现在在银行业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贷款占25%。以今年9月末贷款余额133.2万亿元估算,民营企业贷款为33万亿元,占非金融企业和机关团体贷款余额85.6万亿元的约38.9%。另一方面,王兆星此前透露,前三季度,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1.2万亿元,同比多处置2300多亿元。其中利用拨备核销的达7000多亿元,同比多核销1900多亿元。目前,银行业不良贷款仍然控制在2%以内,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

  数量、类型众多的民营企业是银行的战略性客户资源。何海峰表示,银行还可以基于大量民营企业样本的大数据,建立科学的针对民营企业的评估模型,改进以前的评估方式,这样银行在贷款发放时也可以有的放矢。在完善风控手段的同时,结合银行经营管理的转型,可以为银行提供根本的风险保障。

  而在外部,曾刚介绍,国家融资担保基金、财政政策的引入等超额风险分担机制的建设,将有助于减轻银行的风险负担。在这种背景下增加民企信贷,并不一定会导致银行风险上升或者违背市场规律,不必过度担忧。

  民企纾困需政策齐发力

  “前段时间受去杠杆、强监管以及约束影子银行等方面的影响,实体企业确实感觉融资环境偏紧。但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金融管理部门纷纷出台系列政策以后,信贷环境正在向适度宽松转化。”何海峰说。

  从具体数据来看,截至今年9月末,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30.4万亿元。同时,18家主要商业银行三季度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已经控制在6.23%,较一季度下降了0.7个百分点。11月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力争四季度金融机构新发放的小微企业平均贷款利率比一季度降低1个百分点。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表外融资较去年同期减少5万亿元,同期,贷款和直接融资的增量只有两万亿元,二者之间的差距反映出市场资金缺口。这说明目前在结构上和局部领域,货币政策传导仍面临一些约束。如何在总量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尤其是疏通向民营企业的传导机制,是让金融监管部门头疼的问题。

  要想标本兼治,仍需多管齐下。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给出了“三支箭”,包括采取定向降准、扩大抵押品范围、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多种措施,加强“精准滴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郭树清给出了“五指成拳”:一是“稳”,即稳定融资、稳定信心、稳定预期;二是“改”,即改革完善监管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三是“拓”,即拓宽融资渠道;四是“腾”,即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盘活信贷存量;五是“降”,即通过减免服务收费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曾刚认为,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是一套体系,在加大对银行支持民企考核的同时,还要从监管方面加以引导,对银行起到激励作用。目前正在推进的“尽职免责”就是其中一个。

  阎海思介绍说,下一步,中国银行将持续完善考核机制、提高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考核权重,建立民营企业白名单,为普惠金融业务配备专项规模,引导分支机构提升支持民营经济积极性,切实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投放和授信占比。同时,进一步梳理授信服务全流程、各岗位的职责要求,厘清各环节责任,健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解决各级分支机构“不敢贷”的问题。另外,持续推进授信审批效率提升工作,对于优质民营企业加强平行作业,在部分分行试点试行审批人制,提升审批效率。

  何海峰表示,支持民营企业既不能“一刀切”,也不能搞“一阵风”式的运动,要标本兼治,协同发力,多管齐下。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几家抬”政策合力,帮助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降低成本,实现资金的商业可持续,提高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对民营企业的支持还要遵循市场化、法制化原则。”曾刚认为,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需要有选择性,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要救。要支持的应该是长期发展能力优良但短期融资不畅导致流动性风险的企业,否则资金支持是无效的,一方面会给银行带来不良;另一方面也无助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区分要不要支持,需要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根据客户情况和自身能力进行筛选,不能为了完成目标而强行放贷。此外,需要加强信贷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对于过度融资的企业进行限制,对于失信行为进行严惩,着力营造一个融洽的银企信贷共赢环境。(中国网 责任编辑: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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