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森祥广东梅县山村农家出身。大学毕业后在国家测绘总局任科员、会计师。1979年9月调入中国银行总行任科员。1983年到深圳。后任中国人民银行于深圳分行办公室主任、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制行长。1988年坐上了中信投资实业银行第一把交椅,两年中受贿16.9万港币66万人民币5000美元，雅号“色情狂”。被判处死刑。


　　“色欲巨贪高森祥”一文(任明编)披露高森祥在牢窗里写下的“自白”。“近一年来，.....这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自己官做大了，没有人监督了，放任自由，不知不觉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在潜移默化中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俘虏了。日常工作中，业务工作抓多了，思想工作抓少了;教育别人多了，教育自己少了;监督下级多了，接受群众监督少了;请客送礼多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却丢了。”

　　[点评]这段“自白”，说明高森祥终于醒悟了，但只是被判死刑前的醒悟，何其迟也。

　　“自白”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官做大了，没有人监督了。高森祥当上中信银行行长后，行内只有他一个行长，没有副行长，也没有党组织,一切由他个人说了算。正是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使他丢失了对他的制约，为他搞腐败提供了温床。

　　无数贪官的事实证明，贪贿之所以得以横行，根本原因之一是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向高层蔓延，深挖一下，正可以找到监督形同虚设的影子。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内监督等等。中国的监督机制相差甚远，尤其是一把手(包括高层和中、低层),失去或缺少监督，他就可能横行无忌。“一把手”的蜕变，是触目惊心的;“一把手”的为所欲为，也是司空见惯的。如果允许媒体不需“请示”就对腐败官员的丑恶行为进行跟踪曝光，如果让老百姓或本单位的职工都充分享有知情权、举报权(且不受打击报复)，如果反贪、纪检监察、司法部门都有足够的独立性，如果领导班子内部不论他是谁都没有“一-手遮天”的条件，恐怕江泽民所说的绝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就会变成现实的。这是体制的深层,很值得我们深思。

　　高森祥成为色欲巨贪的过程、情景耐人寻味。

　　高森祥的家境贫寒，作为三代单传独子，他的脑海里早就有挣大把的钱，光宗耀祖的念头。发迹后他组织浩浩荡荡的车队回家扫墓，显示衣锦还乡的风光。这种虚荣，在中国这个封建遗毒很深的国家，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

　　高森祥捞钱从收受8000元贿赂开始。那时他还一再声称“下不为例”，而后却狮子口大开。利用为某公司担保，他要了100万港币的“好处”。利用审批贷款谋私，是银行行长贪贿的重要手段。查证挖实,有六名行贿者(另两名潜逃出境)向他行贿，目的都是要贷款。他受贿后，共向行贿者提供了8580万人民币贷款，1300万美元、700万港币贷款，944万美元担保贷款。

　　高森祥曾说:“没有钱我不会去玩女人，而玩女人又需要大把大把的钱。”他先后养了三个情人，第一个情人孙某向他要60万青春补偿费，最后降至30万，由求助高森祥贷款的梁某送去23万。高森祥又让陈某送给孙某11万港币。后来,高森祥又与徐娘半老的女演员苟合，与舞女B小姐勾搭，期盼与之白头偕老。他的妻子是他前妻姐姐的女儿，对他看管很严。他称其家庭没有温情与体贴。去香港，他又出巨额酬金与一台湾女郎几度销魂。

　　看看高森祥这些龌龊的行为，人们不免会问，他的问题产生的原因仅仅是他在“自白”中说的“几多几少吗?他是私欲、淫欲“双膨胀”，他是用权换钱,用钱去买色。这可能是病根。

　　高森祥说:“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想钱多了，认为现在有钱有势,应该好好地享受一下了。”正是这种拜金主义、享乐思想，使他越陷越深。（互联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