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职务。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他长期战斗过、生活过的大别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敬重和爱戴。

　　2021年，是徐向前元帅诞生120周年。徐帅驰骋疆场、南征北战的故事应该说是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因此，本文主要给大家介绍几个精彩的小故事、历史的一瞬间。希望大家能够由小见大、知微见著，认真学习、大力弘扬老一辈的光荣传统、高尚品质、伟大精神，把红色历史研究好、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基因传承好，努力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热门群众坚定发展信心、加快发展步伐打牢坚实的思想基础、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一、思想进步，两次遭辞退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穷苦的农家，其父徐懋淮是个秀才，给儿子取名为徐象谦，希望其今后能谦虚做人。

　　10岁时，徐象谦被送到本村的私塾读书，不久，又转到东冶镇的沱阳高等小学就读。这是一所比较正规的新式学堂，除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每日还有体操课，有时还有军事训练。这一切让徐象谦大开眼界，他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徐向前”，意为从小刻苦学习，慢慢积累本事，永远地向上、向前，决不后退。

　　然而，由于家境困难，年迈的父亲实在是没有能力再供两个儿子同时上学了。在他和哥哥之间，父亲选择了让哥哥继续读书。

　　辍学在家的徐向前一边打柴种地、一边自学。父亲看到徐向前小小年纪如此用功，便通过熟人介绍，给徐向前在远离家乡的河北阜平一家书店找到了一个学徒的差事。学徒虽然很苦，好在有书为伴，徐向前通读了书店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史记》和《孙子》等书籍。他喜欢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钦慕那些为民除害的剑侠、智勇双全的将帅。就这样，徐向前的心中开始萌生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学军习武的浓厚兴趣。

　　1919年春季的一天，在店里干活的徐向前忽然收到了哥哥从太原的来信，说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是公费。徐向前立刻赶往太原并顺利通过了考试，成为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的学生。两年后，徐向前毕业，被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正当启蒙之火在他胸中烧燃时，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寒假期间，徐向前收到校方给他寄来的一封“辞退书”。

　　徐向前当然知道校方辞退他的真正原因，是他的进步言论与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1922年，徐向前又在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小得到任教的机会。在教学之余，徐向前经常给孩子们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历史故事，他的目的是“要尽教师的责任”，引导这些幼小的心灵从书本里走出来，立志报国以改变中国。

　　这所学校的校长段保芳，治校偏于保守，不准传播新思想。徐向前讲的这些，自然传到了校长的耳朵里，徐向前的授课遭到校长干涉，双方发生争执。1923年，他又一次被学校辞退了。

　　徐向前气愤之下，冒着风雪跑到太原自谋生路，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张榜招生。徐向前喜出望外，约了几个同乡，凑了点路费，在太原一个郭姓军官介绍下，乘火车南下上海参加考试。1924年，他顺利通过了初试，不久又前往广州参加复试，结果徐向前和同来的十几个同乡全部被录取。徐向前踌躇满志，踏上了黄埔岛，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二、态度坚定，永远跟党走

　　1925年8月，徐向前和几位老乡离别了黄埔军校，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一踏进国民二军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表面上这支军队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当时全国形势很乱，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场面，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甚至相互矛盾。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我婉言谢绝了。经天津到上海后，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攻占了武汉，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武汉，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汉军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一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经过在国民二军近一年的风风雨雨，徐向前从苦闷、忧虑忡忡的生活中，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

　　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呢？这是徐向前此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以前在黄埔时他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深。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战，旧军队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使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需要他作出判断。此前，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形势，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加入共产党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可能分裂。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工人纠察队被缴械，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被屠杀。

　　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就像党章上写的那样：“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武汉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两年前在黄埔岛和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然而，今天的周恩来显得十分严肃，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讲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了武汉当前的形势和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这样回忆这段往事：“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他豪迈地说：“我坚信，我们的党和人民，必将一如既往、披荆斩棘、阔步前进，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从此，他便一心一意跟党走、千难万险不回头，一直到1990年6月29日，病中的徐向前也许是感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他对前来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李先念郑重地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和河西走廊。”

　　8月5日，病情更加严重，他对围在病床前的子女们吃力地重复了自己的三条遗言，并再次叮嘱子女：“我死后，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三、靠前指挥、爱兵如子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给100万发子弹和202万元军费。28日，田颂尧在成都宣誓任职，投入38个团近6万兵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三路围攻。

　　时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立即部署反围攻，并亲自带6个主力团到空山坝地区向敌左路纵队开刀。徐向前每次部署红军同敌战斗，总是到前线摸清敌情和战地地势，根据红军兵力和部队特点进行部署，战斗期间还亲自到前线去指挥。经昼夜激战，敌人前线崩溃，红军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

　　10月，蒋介石又以200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支援刘湘发动对川陕边红军的围攻。10月4日，刘湘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纠集四川大小军阀、集中140个团20余万兵力，另有两队空军、18架飞机助力，对川陕边革命根据地进行六路围攻。

　　红四方面军粉碎敌人的三期总攻后，刘湘将主力东移万源。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东线红军与敌进行决战防御。徐向前深知这是一场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万源失守，我军就有被压出北川的危险。他不仅根据红军的兵力进行了认真部署，而且多次深入前线指挥。

　　东线反攻，是徐向前一直关心和研究思考的问题。他在视察了大面山、玄祖殿等前沿阵地后，立即来到罐坝南天门、草房梁红军阵地，选择东线反攻突破口。为选择突破口，保证大反攻的决胜，徐向前亲自到青龙观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同时深入红31军等部队召开会议，找干部战士谈话，广泛听取下级指战员的意见，最后将青龙观作为全军大反攻的突破口。徐向前选定突破口后，又制定了夜袭青龙观的计划，并将这一任务交给有“夜袭常胜军”之誉的红31军92师274团。同时召开干部会，进行战斗动员，详细分析敌我态势和奇袭青龙观的有利条件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指出这是关键的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徐向前在激烈的战斗中，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临前线摸清情、靠前指挥，受到了广大指战员的敬重，为夺取反围攻和决战防御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徐向前是帅又是兵、爱兵如爱子，他经常教育大家，部队的一切工作都要从士兵出发、以士兵为基础。

　　1948年在临汾战役动员会上，他说：“身为干部，一定要爱兵。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要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在战场上真正冲锋陷阵的，要靠士兵。因此，军队干部要明确树立为兵服务的思想。干部首先是士兵的同志、是士兵的师长、是士兵的表率、是士兵的知心朋友。然后，你才能把兵带好，才能使各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战士，变成一个战斗的集体，部队才能真正有战斗力。”他要求干部在政治上关心战士的进步，生活上关心战士的疾苦；在指挥战斗时，实行战术爱兵，尽量减少伤亡。

　　每次战斗，他都冒着敌人的炮火，到距前线最近的指挥所观察敌情地形，尽一切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在第一次攻打临汾城时，部队实行炮火轰击，未能打开城墙，还造成一些伤亡。这时，前线指挥员打电话给徐向前，要求搭云梯，实行强攻。

　　徐向前不同意，用这个办法攻城，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我们要爱惜每一个战士的生命。他说：“我们要把战士看成我们的亲兄弟，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爱护。你们想想，老百姓在艰难之中，把儿女从小养大成人，送到我们部队来，如果蛮干，不讲战术，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怎么对得起老百姓啊！”后来，部队改用坑道爆破攻城，取得了成功。

　　临汾战役期间，因蔬菜奇缺，他常同指战员一起四处挖野菜，同大家一道吃得津津有味。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的住所附近有个部队大院每周都要放一场电影。徐向前发现，每次他去大院看电影，全体指战员都会起立欢迎，他晚到，电影就会推迟播放，影响了指战员们的正常观影。为此，他对部队的干部说：我是来看电影的，和大家一样是观众，你们要是拘礼，我就不来了。

　　从此以后，他再次步入电影场，就没有“全体起立”和热烈掌声了，只有一双双尊敬的目光投向他。

　　四、严于律己、带病指挥

　　在频繁的战斗中，徐向前处处为苏区人民和战士着想，心中只有广大指战员，唯独没有他自己。生活困难时期，他拒绝后勤为他另开伙食，和战士一起吃南瓜、红苕、洋芋，睡地铺，衣服破了自己缝补，深受广大指战员的尊敬。

　　1934年9月，反“六路围攻”西线反击战中，徐向前在黄木垭高台寺指挥，因战斗紧张激烈，丝毫不敢懈怠，连续指挥一天一夜，仅吃了点干粮。炊事员见他这样辛苦，忙得饭都未吃，就烧了一碗鸡蛋汤给他送去，他谢绝说：“你的关心我感谢，但仗打得这样艰苦，战士吃不上的东西，指挥员吃了，焉能无过”。他叫炊事员将鸡蛋汤送给伤病员，自己又专注指挥前方战斗，最后取得大捷。

　　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4月，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的徐向前连续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运城、临汾、晋中、太原四大战役，横扫千军如卷席，解放了山西全境。这期间，他一直是带病指挥作战。在晋中战役期间，他冒着烈日酷暑，常常是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晋中战役刚刚结束，他就抱病主持了太原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上号召全体指战员搞好整训，尽快完成攻打太原的各项准备工作。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知道他一直在山西前线抱病指挥作战，对他十分关心。晋中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在致徐向前的电报中指示：“向前同志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旬后，先来华北及中央一谈。”

　　根据中央指示，徐向前抵达石家庄后，住进了医院。此时，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呼吸困难，时常咳血，而且，消化功能也很差，医生建议他最少休息三个月，但他只住了半个多月，就前往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48年10月6日，太原战役打响后的第二天，徐向前不顾重病未愈，提前出院，昼夜兼程向太原前线赶来。

　　10月7日凌晨到达阳泉以西的坡头村。因旅途劳累，病情突然加重，咳嗽不止，头疼欲裂，不得不暂时停止前行。直到10月10日晚，才赶到太原前线总指挥部。他连夜召开太原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部署攻打太原外围的作战。在紧张激烈的东山争夺战中，他经常冒着枪林弹雨，躺在担架上到阵地前沿巡视，了解最新战况，及时调整部署。徐向前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肋膜炎造成胸部大量积水，高烧不退，连睡觉翻身都十分困难。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得知徐向前的病情后，立即派两名医生赶到太原前线，并致电徐向前，要他早日回后方休息。但徐向前考虑到太原没有攻克，自己绝不能离开前线。后经周士第等人反复劝说，他才同意暂时到榆次峪壁村小住，一面治病，一面继续指导太原前线的工作。

　　3月28日，彭德怀由西柏坡返西北战场途经太原时，专门去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病重无法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故挽留彭德怀参与指挥攻打太原，经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得到批准。

　　太原解放后，为了总结太原战役的经验，徐向前强忍病痛，查看缴获的大量军事档案，并前往双塔寺等重点要塞查看，以便总结战斗经验。他在审定太原前线委员会战后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亲笔加上了这样的一段话：“大胜后容易骄傲，有成绩也就容易掩盖缺点。故各部均应于整训前三评工作中，着重注意自己尚有缺点的研讨与发现弱点！”

　　徐向前指示太原警备区，一定要依靠人民把太原“接好、看好、交好”。他说：“我们攻打太原，解放太原，就是要让人民来接管太原，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人。”

　　徐向前带病指挥作战，感动了身边每个人。一位同志曾写道：“共产党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任务重于生命！你说到了，也做到了！在太原前线，身体力行。你不能吃也不能动，却硬逼着我们将你抬到前线，因为党的任务还未完成！生命是最珍贵的，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你病成那个样子，发着高烧，而心中装着的却是党的使命！”

　　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1年4月，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的张国焘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不久担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兼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与徐向前共事的搭档。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7月中旬，中共中央抵达芦花前线，驻守在此的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中央领导同志。对于徐向前的军事才能，毛泽东赞赏有加，说他是“孵化”和带大红四方面军的“母鸡”，并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亲自授予徐向前一枚五星金质奖章，充分肯定了他在发展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军事上的杰出贡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分两路北上。8月下旬，右路军在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率领下，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一起，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在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下，向阿坝地区开进。左路军中的张国焘以“噶曲河涨水过不去，粮食缺乏，部队无法前进”为由，明确反对北上方针，不但命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甚至“飞令”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不听从则“将其扣留”。

　　9月8日晚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陈昌浩、王稼祥、徐向前出席。当晚，上述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仍坚持南下。这时，陈昌浩也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出于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的想法，也只好表示南下。当晚和毛泽东会晤时，他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第二天，当得知红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其他部队发生了骚动。有些不明真相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独自“悄悄”北上，愤愤地吵闹。有人打电话给前敌总指挥部请示：“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紧急关头，徐向前果断而明确下令：“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你们要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这一道掷地有声的命令，凸显了徐向前在大是大非前面、在决定两支主力红军命运的十字路口，对维护红军团结的勇敢担当！也正是他的这一坚持，有力制止了关键时刻红军将士间的“同室操戈”，使长征途中历经艰辛留下的革命火种得以延存。

　　六、“谁能硬着头皮打谁就能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徐向前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在指挥运城、晋中、太原战役等城市攻坚作战中，徐向前尤其注意教育引导官兵培养顽强的战斗作风，为我军战略反攻阶段大城市攻坚战提供了宝贵经验。他强调：“打歼灭战对敌人要狠！对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不怕疲劳、伤亡和消耗。”“你觉得自己最艰苦、上不去、顶不住的时候，往往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当你因困难的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也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感到绝望的时候，谁能硬着头皮打，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胜利。”

　　1948年3月至5月，徐向前率领第8和第13纵队、太岳和吕梁军区部队共约5万人，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攻坚战第一阶段，敌人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使攻城部队遭受很大伤亡。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阶段攻城受阻，伤亡又大，士气颇受影响，有人甚至建议撤兵。在这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我们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收兵！”

　　当战斗进入关键时刻，中央又要他抽出3个旅北上晋中。徐向前二话没说，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他调整部署，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决、勇猛、顽强坚持最后五分钟！”在徐向前果断指挥下，攻城部队总结创造了坑道爆破的“土行孙”战法，连续作业27昼夜，形成两条长约1000多米直抵城下的坑道，并在坑道尽头装填了18000斤炸药，顷刻间两个50多米宽的城墙缺口被炸开，8纵23旅首先突入城内，战后该旅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光荣的临汾旅”。

　　历时72天的临汾攻坚战最终取得胜利，除了正确的作战指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外，也与攻城官兵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的顽强战斗作风密不可分，从而再次证明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战场法则。

　　七、“不近人情”、“六亲不认”

　　1949年，徐向前率领解放军解放了太原城。家乡一些亲戚朋友就来找他，希望徐向前帮忙谋个官当。徐向前对这些亲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说服教育他们安心在家务农。但是，还有人不理解，认为没能沾上他的光，说徐向前这个五台人“不近人情”、“六亲不认”。

　　有一天，徐向前的两个姐姐来找他，希望他能在生活上给点帮助，这让徐向前有些犯难。原来，早在抗战初期，他的两个姐姐就都把儿子交给徐向前参加了八路军。之后，两个外甥都牺牲在了战场上。

　　徐向前对姐姐说：“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我们共产党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生活中的徐向前十分简朴，在他家里，有一只小小的白木箱，由几块木板钉成，没上漆，做工也很粗糙。在战争年代，这是他的随身物品，跟着他“南征北战”，显得异常陈旧，新来的公务人员总想把它当成垃圾处理掉，但几次都被徐向前阻止了。

　　1950年，徐向前从青岛赴北京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秘书想，总不能再带着这只破箱子参加会议吧，便对徐向前说：“首长，我想去北京开会前，到街上买只皮箱。我打听过，买只小皮箱，用不了多少钱。”徐向前说：“还是不买吧，我看小木箱挺好的，它跟着我走了那么多地方，去北京为什么不能带上？去年好多地方闹了灾荒，我们能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嘛！”

　　50年代初期，徐向前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前苏联。去的时候，正值初夏，他们身着薄军服，随身仅带了一套普通料子便衣。到了莫斯科，由于购买武器装备的谈判进展缓慢，代表团在前苏联一住就是四个多月。莫斯科的气温比北京低好几度，刚进入9月，天气就已经很冷了。徐向前和同去的代表团成员把带去的衣服全穿上了，也不能抵御寒冷。

　　负责管理生活的同志向徐向前请示，计划在莫斯科给大家每人做一套冬衣。徐向前考虑到这要花去许多国家外汇，决定让使馆的同志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军事代表团成员家里的冬衣捎来。并特别嘱咐那位同志：“我家里有一件大衣，你帮忙取来。”

　　有的同志认为，买一件大衣也不值几个钱，就对徐向前说：“徐总，还是给你在莫斯科买一件吧！”徐向前说：“我家里有大衣嘛，为什么要在这里买？呢料贵，做工也贵。如今，每一块钱的外汇，我们都要付金子呀！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钱，能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就是将来富裕了，不该花的钱也不能乱花。”他还说了一句名言：“历览前朝兴与亡，成由勤俭败由奢。”

　　八、布衣元帅的百姓生活

　　开国元帅徐向前在战争年代里，如同他的名字那样不断向前、身先士卒，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依然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想的永远是国家大事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五六十年代是这样，八九十年代依然是这样。徐帅身边的秘书和公务员经常说：“我们的徐帅，既是共和国的元帅，又是部队的普通一兵。”

　　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家中尽管有秘书、警卫、工作人员，但凡是自己能够亲自完成的事情，他绝不会让别人代劳，每天起床之后，自己把被子叠好之后，提着热水瓶去打开水。衣服纽扣掉了，自己戴着老花镜在台灯下穿针引线，自己一点一点钉上扣子。不仅如此，心灵手巧的徐帅曾经在战争年代，利用休息时间，竟然自己用棉线打了一件毛背心，一穿就是三十多年，一直到徐帅晚年的时候才正式“退休”。

　　徐帅家里一直有一个装着各种工具的小木箱，这个小木箱被徐帅称为“百宝箱”，家里人说这是徐帅的“传家宝”。有的时候，家中桌椅板凳大小家具有了小毛病后，徐帅在闲暇之余，拿出来他的“百宝箱”，自己动手修理一番。

　　到了七八十年代，他依然保持着这样亲自动手的习惯。他常说：“人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由于他是山西人，平日里吃饭以山西口味为主，杂粮、玉米、红薯都爱吃。每年春暖花开之际，榆树结出了榆钱，柳树发出了嫩芽，他就要叫炊事员帮他采集一些做成榆钱饭吃。

　　除了这些，徐帅还在家里的院子里开辟了一块空地种上一种野菜，并且成为徐帅平日的佳肴。有些客人不解，已经建国这么多年了，为何徐帅特别喜欢吃野菜和树叶呢？

　　徐帅笑了笑说，野菜、树叶都是好东西啊，首先它有它独特的味道，又有益健康。今天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待遇优厚了，吃一些野菜，就会想起当年战争年代，想到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徐帅的老部下经常称呼他为“老班长”，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则称他是“布衣元帅”，一直到八十年代，老帅依然本色不改，依然发扬着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对于家庭生活中，他经常提醒秘书和工作人员，节约一杯水、一度电、一升汽油。有时候看到有人不在屋里，却亮着灯，他便默默地走过去，把灯关掉，看到有人在洗衣服的时候长时间开着水龙头，他便说：“北京缺水啊，我们每家每户都应该节约用水。”

　　而对于他的穿衣，他的秘书说：“老传统，五六十年的标准。”徐帅平时的衣着，虽然不再是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土布和粗布，但也很多是已经洗褪色的灰色涤卡便服，他经常勉励自己的警卫们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有学问，有本领，衣裳穿得再漂亮，肚里空空，还不是个衣裳架子。”

　　除了吃穿不讲究之外，徐帅的家里也是布置得十分简单，如果需要修缮房屋，增添家具，必须经过他的批准，他的卧室、会客室的墙壁上多年没有粉刷，已经变了颜色。墙上也没有什么名人字画什么的，只有在卧室的窗户旁边，贴着他亲笔写的几句话：“少车多步、少肉多菜，少欲多施……”房管部门多次登门要求重新粉刷，徐帅都婉言拒绝了。会客室里的沙发，依然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史家胡同搬到柳荫街时候的“老古董”，有的沙发横木已经烂掉了，徐帅多次用他的“百宝箱”，东修修，西补补，一直到了1985年的时候，实在无法修理了，才经过服务部门换了一组新沙发。

　　九、平易近人、言传身教

　　20世纪60年代初期，徐向前一家搬到位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附近的许多居民看到战功赫赫的徐向前元帅是位衣着简朴、平易近人的慈祥老人。居委会干部每次去他家办事和访问，徐向前和夫人都热情接待，仔细询问这条小街的居民情况，关心这里的文明街道建设情况。他常常对街道居委会的干部说：“我也是柳荫街的普通居民嘛！”他要求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军民共建文明街道的活动。他们植树种花，清除垃圾，整修街道，疏通水道。

　　一次，警卫战士袁满囤为抢救落入什刹海的群众不幸牺牲，徐向前和街道的居民们都十分难过，柳荫街的居民们为烈士树起了塑像，徐向前亲笔为其题词。他还提出要通过学习袁满囤的事迹，进一步发扬共产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并向街道居委会的同志和柳荫街驻军干部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把建设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

　　二要着眼于改变人的精神面貌；

　　三要下功夫搞好失足青少年的思想转变工作。

　　柳荫街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使柳荫街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1982年冬，徐向前兴致勃勃地为街道挥毫题写了七个大字：“柳荫军民文明街”。

　　徐向前对自己的子女，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们提供过任何照顾。“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徐向前常常告诫子女的一句话。他教育子女做人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要抓紧时间掌握、研究新东西，特别是科学技术。他最担心子女们不求新，不上进。他曾写下“言之贵在于行，行之贵在于果，大小事皆然”的警语。

　　徐向前的大女儿徐志明直到退休时还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二女儿徐鲁溪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来考入中国科学院读理论物理，是我国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主持的项目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鲁溪一家三口都挤在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后来单位调整住房，才改善了条件。为此，徐向前对她好一顿“审问”，让她十分委屈，最后了解到确实是单位正常调房，不是特殊照顾，这才安下心来。

　　最小的女儿徐小涛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当年，徐小涛中学毕业后被指派去内蒙古插队，按说，女儿年龄小，身体从小就不好，只要徐向前说句话，女儿就可以免除插队之苦，但他还是那句话“孩子的路要靠自己去走”。小女儿听从爸爸的话，背起行李就去了荒凉的大草原。

　　徐小岩是徐向前唯一的儿子，出生于1947年，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回忆起父亲，徐小岩说：“我在八一小学读书，同学中也可以说都是干部子女，也有互相攀比谁的家长官大的，但我对此毫无概念，不知道‘首长’具体是多大的官，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权。”徐小岩从家到学校，步行要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倒一次车，车费两毛五分钱。“每次家里会给我3毛钱，但因为嘴馋，有时候在放学路上，我经常把车费拿去买了吃的，于是只能步行回家。”

　　有一天，徐小岩一直走到天都黑了才回到家。徐向前见到儿子，着急地询问为什么才回来，徐小岩说因为肚子饿，用车费买吃的了，所以步行回家。徐向前没有责备儿子，但也没有改变规定，依旧只给3毛钱车费。

　　十、徐帅心里始终装着老区人民

　　勤俭一生的徐帅，一直没有忘记当初养育了他、培养了他的大山。徐向前从1921年南下广州投身革命，南征北战几十年，在井冈山、大别山、大巴山、夹金山、祁连山、太行山、沂蒙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流传着他的故事。

　　建国之后，徐向前经常接待从老区来的干部和群众，每当他们来到徐向前家里之后，徐帅总是拉着他们的手再三询问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生产活动组织得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还要问地方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

　　1981年的一天，大别山区的领导干部来到了北京看望徐帅。那几天徐帅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秘书为了照顾徐帅的身体，只安排了简单的会见，没想到徐帅见到客人准备起身离去，站起来拉着他们的手说：“不要走嘛，多坐一会儿，我想听听大别山老乡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经济发展里，你们给我讲讲。”

　　得到了徐帅的肯定，客人们又坐了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继续聊了起来，讲起了老区的人民如何艰苦奋斗，如何继承和发扬红色传统，如何想念红军和老元帅。

　　徐向前皱了皱眉头问道：“你们和我说说群众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啊，现在改革开放了，老乡们都能吃饱饭了么？”

　　大家听到徐帅的询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下子冷了场，大家陷入了沉默。

　　最后还是一位年轻的干部率先打破了沉默：“徐帅，您还记得黄安县的七里坪吗？”

　　徐向前经常提起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七里坪曾经是他战斗过的地方，怎么会忘记呢？

　　1931年11月7日，就是在黄安县的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年仅30岁的徐向前成为了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他在红四方面军成立的当天，就在七里坪的河滩上检阅了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七里坪的山山水水，还有那可亲可敬的人民为革命作出的贡献都印刻在这位红军总指挥的脑海里，一直到革命胜利。

　　就在这支军队成立的三天后，蒋介石集结了15个师的兵力，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历时43天，先后消灭了1.5万国民党军，并且活捉了敌69师师长赵冠英，缴获各种型号枪支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部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此次战役中，徐向前的左肩不幸中弹负伤，留下了终身的伤痕。

　　徐向前说：“小伙子，我怎么会忘记这里呢？你继续说。”

　　那位年轻干部有些难为情地说：“徐帅，我曾经陪着新华社的记者去过那里做过采访和调查，七里坪的老乡们缺衣少食的情况很普遍，在我走访的时候，进到了一户姓王的家里，家里七口人，只有六个碗，如果一家人一起吃饭，一个人就得……”

　　那位年轻干部说到这里，眼角有泪痕流出。

　　徐帅从陪伴了他多年的木质躺椅上缓缓起身，脸色严肃地问道：“你说得是真的吗？七个人只有六个碗？”

　　年轻干部说道：“是的，徐帅，他家里七口人，只有六个碗。”

　　在座的当地领导的脸色有些不安，每个人的目光投向了徐帅，见到徐帅也没有说什么，于是他们顺着年轻干部的话，继续讲了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情况，话语里显得有些不是很自然。

　　徐帅听到他们讲话如此勉强，一言不发，靠在躺椅上，半闭着眼睛听着，一脸愁容，也没有了刚才的笑容，客人们见气氛如此尴尬，于是便起身和徐帅告别。

　　秘书把客人送走后，徐帅半天不说话，当饭菜端上桌之后，徐帅起身走到餐桌前坐下，手里端着碗筷，自言自语地说：“七个人，六个碗啊”

　　在这件事情过去第二年，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徐向前向中央写了一份名为《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到：“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老区到处洒满了烈士的鲜血，没有这些老区的人民，中国革命不能胜利。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以来，虽然党和人民政府采取过不少措施，但是许多地方依然没有多大变化，甚至个别地区的老百姓全家只有一条像样的裤子穿；还有些老红军生活上很困难，无人照料。我看到以上情况，心里很难过，感到愧对老区人民，愧对革命先烈。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派人到这些地方进行详细的调查，尽快研究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

　　心系老区人民的老帅在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各地党委应该派出精明强干的干部到老革命根据地，帮助老区人民一道改变山区的落后面貌；

　　对老区援助的重点，应当放在帮助他们提高生产自救的能力上，帮助他们创造发展生产的条件，否则年年救济，年年穷，无法彻底改变老区贫穷落后的面貌。

　　进一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充分发掘和利用山区的自然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大山里找出路。

　　请各地认真检查优抚工作，特别要注意调查老红军的生活情况，妥善照顾他们的晚年，让他们生活有依靠，生病有人管，逢年过节登门拜访，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这份报告上报以后，第一时间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不久后就成立了“支援老少边穷地区工作办公室。”统一部署帮助老区人民脱贫。

　　而递交报告之后，正值徐帅82岁生日，有一天秘书找到徐帅说：“徐帅，马上到您生日了，您打算怎么过呢？”

　　徐帅听到这里，有点生气地说：“过什么过？你们难道忘了吗，大别山的那一户七口之家，只有六个碗啊！”

　　听到徐帅对一年前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再也不敢提为他祝寿的事情了。

　　1986年，徐帅八十五岁生日前夕。家人都想给徐帅过一次生日。谁知道，就在徐帅八十五岁生日前一个月，他找来家人和秘书、警卫、工作人员开会说：“我知道我快过生日了，今年还是老规矩，谢绝一切安排，不准搞任何活动，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么？当年大别山的那户人家，七口之家啊，只有六个碗，我每每想到这里，心里就有愧啊！”

　　徐帅八十五岁生日，只是和秘书、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就算是祝寿了。

　　据说，从此以后，徐帅始终记得那个“七口之家，六个碗的故事。”经常询问：“大别山老区人民现在过得怎么样？”

　　1990年，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省金寨县兴建。金寨，同样是徐向前元帅魂牵梦绕、一直惦记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将军县，是红二十五的初始诞生地、红二十八军的二次重建地，更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发源地。当年，徐帅曾率千军万马驰骋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创造了“鲜花岭上出奇兵、以少胜多反围剿”等众多辉煌的战绩。

　　按照惯例，一般来说，一些重要的建筑都要请一位重要领导或知名人士题个字。兴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时也是如此，因为这样做还可以教育和引导更多的人来支持希望工程这项伟大的事业。虽然，金寨是红军的摇篮、将军的故乡，名人很多，但是，大家还是一起想到了开国元帅徐向前。于是，中共金寨县委专门写了一份报告,恳请徐向前元帅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题写校名,并附上一封金寨人民写给他的信，表达老区人民对这他的怀念之情。

　　报告很快转达到徐向前元帅办公室。然而，此时的徐帅由于重病住院，身体已经虚弱得不能看文件了。秘书口头转达了金寨人民的愿望以及对他本人的问候,徐帅听后十分高兴，欣然答应。在身体稍微好转时,他艰难地拿起笔为希望小学题写校名。由于身体过于虚弱,他分两次才把“金寨县希望小学”的校名题写完整。随后，他让秘书送到团中央,并让团中央转告金寨人民“我也十分想念你们！”。

　　1990年9月21日，开国元勋徐向前走完了他90年的革命历程。根据遗愿，他的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太原东山等战斗过的地方，他的英灵将和永远老区人民在一起。（作者：胡遵远，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金寨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档案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