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挑战，形势不容乐观。双方须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管控风险，以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上，释放出来的信号和采取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他将针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提高到十分荒诞的高度（245%！）；他的主要人事任命中也有不少强硬的反华分子，包括前期因言行极度反华被中国制裁的人。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对华问题上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则是出乎意料地“友善”。一是上台前主动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二是在跟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愿意与中国合作，竭尽全力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安全，并期待能立即开始共同解决许多问题。三是在接受保守派广播主持人休伊特（HughHewitt）访问时说，尽管中美目前在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相信双方有潜力建立合作关系。四是他的政府中主要官员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表现得比上任前要克制得多，国务卿鲁比奥在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也没有说特别出格的话，和他的前任布林肯上任初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冷静分析，大致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下的经贸逻辑。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的对外经贸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是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缓解长期存在的财政赤字压力；二是通过设置高关税壁垒改变企业美国境外生产的收益，迫使其流入美国本土，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特朗普上述目的和实现路径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措施的根本动因。

　　二、关税博弈的战略意图与影响。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庞大、结构互补，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举措，客观上存在引发贸易脱钩的风险，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势必对两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现在看来，特朗普提高关税的目的不是脱钩，而是通过极限施压取得对华经贸谈判的主动权，迫使中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关键议题上作出让步。其团队前期反复释放“等待中方主动沟通”的信号，正是这种谋划的外在表现。

　　三、地缘政治考量与政策弹性。特朗普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有清醒认知，知道在俄乌冲突、朝鲜半岛核问题、中东问题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正是这种现实需求导致他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刻意保留战略回旋空间，这样做有助于避免在涉台、涉港、涉疆等敏感议题上过度激化矛盾，从而在国际问题上有可能争取中国的配合。

　　四、实用主义外交导向下的关系定位。特朗普奉行利益驱动的外交哲学，将国际交往视为“交易谈判”，更注重通过谈判获取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对抗。这种思维模式使得他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倾向于将分歧视为可谈判、可化解的问题，而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他在涉华敏感问题上保持相对克制，为后续谈判预留操作空间。

　　五、国内政治生态对决策的约束。特朗普强烈的个人权威主义倾向、庞大的草根支持群体，以及对共和党内部的强大控制力，形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决策生态。在这种生态下，即便部分官员持对华强硬立场，在特朗普未明确表态前，必须谨慎行事，避免违背核心决策层的战略意图。

　　特朗普政策走向仍有诸多不确定性

　　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走向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中美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程度：关税战对美国经济各领域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产业竞争力、企业利润、就业市场及消费者信心等方面，决定了其对美国经济冲击的广度与深度。冲击的程度越大越深，特朗普面临的国内政治反弹越强，关税战就越难以持续，他寻求妥协的意愿越强，反之则寻求妥协的意愿越弱。

　　二、中美通过谈判打破关税僵局的可能性：综合考量双方谈判的诚意、目标诉求、策略运用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分析能否在关键议题上达成共识，达成共识的概率越大，双边经贸关系重回正轨的可能性越高。​

　　三、中美互动是否局限于利益交换层面：中美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互动是否会外溢至意识形态、军事安全等敏感范畴，须从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冲突、国际舆论导向等多维度进行研判。外溢的概率越大，两国关系的走向越负面。

　　四、中美领导人有效沟通机制的建立：考察两国领导人沟通渠道的畅通性、沟通内容的实质性以及沟通效果的持续性，分析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能否构建稳定、高效的沟通管道。如果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沟通管道，中美间一些重大和敏感问题，就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沟通和管理，两国关系稳定和改善的概率就大。

　　按照上述指标分析，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一、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大概率会较大：关税战给美国对华和对外经贸关系带来的冲击很大，如果持续下去，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入衰退的概率陡然上升，加之伴随的政治上的反弹大概率会影响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关税政策。

　　二、通过谈判打破关税僵局的前景比较乐观：基于中美双方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深度融合，以及各自的经济利益考量，通过谈判走出关税僵局具有较高的现实可能性，双方均有动力走出目前经贸摩擦的僵局。​

　　三、中美经贸互动外溢风险比较大：当前，中美在经贸问题上的博弈，有向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领域蔓延的趋势，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战略互信缺失等因素，都使得这一风险显著增加。如果短期内两国能够在经贸问题上通过谈判取得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蔓延的趋势，但如果谈判迟迟无法取得成果，则蔓延趋势会加剧，导致中美对抗加剧。

　　四、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直接沟通机制的可能性较低：由于两国相互猜疑程度很高，加之受到国内政治生态、国际舆论环境等因素干扰，目前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稳定、有效的沟通渠道难度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挑战，形势不容乐观。双方须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管控风险，以推动双边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贾庆国，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