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姆达尼现象：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反讽


　　马姆达尼现象提醒人们：当自由失去普遍性，当民主被权力滥用，人们终将以另一种意识形态寻求救赎。


　　马姆达尼现象之所以令人震撼，在于它揭示美国式民主的悖论：当自由成为资本的保护伞，当民主被利益集团俘获，当社会公义沦为修辞，民众自然会以反自由的姿态寻求“真正的自由”。（新华社）

　　今年纽约市长选举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位自称“经济民粹主义者”，却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候选人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竟赢得过半选民的支持。这并非地方政治的偶然事件，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社会对“自由与民主”信仰的松动与怀疑。

　　长久以来，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叙事是建立在机会平等与个人奋斗的信念上。但现实却在撕裂这种理想，财富分配日益集中，中产阶层被挤压，年轻世代被学贷与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资本掌控政治，选票失去代表性。民主不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资本操盘下的制度起手式。

　　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姆达尼的主张——提高富人税、扩大公共住房、加强企业监管、保障医疗与教育——听来虽激进，却恰恰回应被边缘化者的痛点。他的社会主义式口号，不是意识形态的逆流，而是社会正义的呼唤。

　　纽约向来是美国最开放、最多元、最全球化的城市。当这样的城市中，有一半选民投票给批判资本主义的候选人，这意味着一种深层的社会焦虑。纽约的财富高度集中，前1%人群占有近半财富，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公共服务衰退。自由市场带来的不再是繁荣，而是更大的生存压力。对许多纽约人而言，所谓自由已沦为少数人的特权。马姆达尼并非颠覆民主的激进者，而是“将民主还给普通人”的代言者。正因此，他的崛起不仅是一场选举的偶然，更是社会心态的转折点——美国民众在体制内找不到出路，只能转向体制外的希望。

　　马姆达尼现象之所以令人震撼，在于它揭示美国式民主的悖论：当自由成为资本的保护伞，当民主被利益集团俘获，当社会公义沦为修辞，民众自然会以反自由的姿态寻求“真正的自由”。这种反讽并非偶发。近年西方多国皆出现类似浪潮——从美国的桑德斯，到法国的左翼联盟，乃至英国工党青年派，皆反映同一个趋势：资本主义体制在分配与治理上陷入困境，正失去社会的道德正当性。马姆达尼不过是这场结构性危机的纽约样本。他的崛起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自我耗损后的必然产物。

　　马姆达尼现象所敲响的警钟，是制度信任的危机。当越来越多美国人怀疑民主是否仍能保障公正，当自由成为穷人无法承担的代价，美国政治的根基就已开始松动。这场意识形态的震荡，或许意味着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次深层的再定位：人们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选举民主，而要求回归分配正义与社会平等。换言之，他们并非拒绝民主，而是拒绝被资本绑架的民主。

　　在这一意义上，马姆达尼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而是美国梦的反省。他的政治主张折射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当资本主义无法再维系社会信任时，民主制度还能否维持道德合法性？马姆达尼现象不是一场地方选举的奇观，而是美国政治文化转折的标志。它提醒人们：当自由失去普遍性，当民主被权力滥用，人们终将以另一种意识形态寻求救赎。

　　或许，真正的警钟并非社会主义回潮，而是自由主义的衰弱。一个国家在高喊自由的同时，却让大多数人感到无能为力。在这场自我反讽的剧目里，美国的民主与自由，正被它自己推向十字路口。（许耀楠，作者是美国国际贸易商）

　　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美国红色恐惧症消退和激进左翼崛起

　　本次选举引发热议，证明美国人并未将社会主义者当选要职视为平常，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惊讶的。美国的保守反共传统也根深蒂固，马姆达尼的当选并不能撼动这一国情。


　　本次马姆达尼胜选，也在于民主党动用资源支持、奥巴马等民主党大老公开背书，并抛弃经验丰富的科莫。（路透社）

　　11月4日，美国纽约市长选举，印裔回教徒、代表民主党参选的马姆达尼以逾50%得票率当选。前民主党籍的纽约州长、独立参选人科莫得票41.6%、共和党参选人斯利瓦得票7.1%。本次选举之所以被广泛关注和议论，主要在于马姆达尼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立场。他可谓美国史上第一位当选大城市市长、公开的社会主义信仰者。

　　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红色”意识形态与相关物事，在美国长期是政治禁忌、污名化标签，持相关立场者不仅被美国政府打压和监视，也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最突出的是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即便麦卡锡主义退潮后，在美苏争霸、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背景下，防共反共仍是美国的长期国策。美国恐惧苏联和红色中国对美输出革命，也更加对极左翼意识形态严防死守。不仅共产主义，与之接近和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在被限制和敌对之列。

　　美国的反共传统不仅源于政治和国际关系，也在于深厚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传统。这两种意识形态都高度排斥社会主义，敌视共产主义。美国建国时就有浓厚基督教色彩，大多数政要都是虔诚基督徒，延续200多年。广阔的地理环境和粗犷的人文环境，也让美国人更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大政府和国家干预。

　　虽然在冷战期间，美国国内也有强大的民间左翼力量，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亲近苏联和中国。但激进左翼雷声大雨点小，只在街头热闹，在高校有影响力，基本被排除在美国政治和权力体系外。

　　垄断政坛的两大党中较左倾的民主党，只是相较重视传统和秩序的共和党更主张自由与人权，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如开启冷战的杜鲁门、强硬对抗苏联和激烈反共的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是民主党籍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里根则是共和党中为鲜明反共的总统，千方百计打压包括但不限于共产主义者的泛激进左翼人士。

　　1990年代冷战结束，对激进左翼的管制大幅放松，主流社会也更客观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冷战时代的红色恐惧症逐渐消失。但由于冷战期间对左翼的压制、美国强大的右翼保守主义传统，中间略偏左的民主党吸纳偏左的支持者，再加上苏东剧变的打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式微。

　　直到最近10多年，随着美国建制派走向低谷、民粹主义和各种新兴势力崛起，社会主义才在美国明显抬头。如激进左翼民粹立场的民主党籍议员科尔特斯（昵称AOC）的崛起和赢得很大声望，就是典型例子。以前边缘化的社会主义倾向参议员桑德斯，也多次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决选，与希拉莉、拜登分庭抗礼，反映受欢迎程度。马姆达尼则是最新一例。

　　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立场出现的激进左翼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从边缘走向政治中心，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

　　对建制派强烈不满

　　美国被世界许多人当成“民主灯塔”，可谓民主国家的典范。但在光鲜亮丽背后，是各种沉疴痼疾长期得不到解决，平民生活不易。巨大的贫富差距、医疗和养老保障差、种族和族群矛盾难以消解、制造业衰退和失业严重、治安败坏和高犯罪率等，都无法以“民主”作为万能药解决。民主党和共和党无力也无法根治这些问题，长期垄断政坛让许多人厌烦。

　　在生活痛苦中日渐绝望、对建制派强烈不满的中下层民众，逐渐转向民粹主义色彩强烈的其他非建制路线。一部分人走向激进右翼，如特朗普支持者、“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分子、茶党成员。他们主张民族主义、排外、白人优先主义路线，以对外强硬、对内排斥少数族群、高度自由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吸引中下层白人支持。

　　另一部分则走向激进左翼，将长期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大旗拉起，走入主流政治舞台，主张大幅提高公共福利，增加税收，并推动全民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体系。他们也非常强调少数族群和非白人的权利。

　　激进左右翼的具体主张是高度对立的，但也都是不满两党建制派垄断政治，不能根治民生问题，双方也相互刺激、相互成就。如正是奥巴马、希拉莉时代激进左翼的活跃，让右翼感到威胁而推出特朗普，传统右翼和极右翼合流。特朗普和MAGA的壮大、当权，又让激进左翼更不满，更多左倾年轻人从支持民主党建制派转向支持极左。民主党建制派在不敌特朗普、威信大损的情况下，也只好对激进左翼从保持距离到拉拢和支持。

　　本次马姆达尼胜选，也在于民主党动用资源支持、奥巴马等民主党大老公开背书，并抛弃经验丰富的科莫。若无民主党资源，马姆达尼恐怕和之前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即便在志同道合者那里受到欢迎，但缺乏舆论曝光和竞选资源，根本无力匹敌主流政治人物。在过去即使参选，也要摒弃“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被建制派收编。

　　如今马姆达尼以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招牌，得到民主党接受、半数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反映美国社会部分人不再有红色恐惧症，对激进左翼有更高接受度。

　　与2016年特朗普击败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反映美国极右翼崛起和共和党进一步右转类似，马姆达尼当选意味着激进左翼成为民主党和美国政治重要组成部分，各方都必须正视的存在，及未来更大的潜力。

　　红色恐惧症没彻底消失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整体的左转和红色恐惧症的彻底消失。还有不少美国人对马姆达尼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政治力量很是反感。他的当选也在于纽约是美国最左倾地区之一，沿海大城市选民并不能代表美国全体，美国内陆和乡区选民明显不喜欢左翼而更青睐特朗普及同路人。

　　本次选举引发热议，证明美国人并未将社会主义者当选要职视为平常，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惊讶的。美国的保守反共传统也根深蒂固，马姆达尼的当选并不能撼动这一国情。

　　笔者对马姆达尼当选持较为积极看法。相对于西欧发达国家，美国明显是偏右、过于保守的，社会保障和民生政策较差，甚至不如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与高度发达的经济，“世界领导者”地位不匹配。马姆达尼及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也非列宁、斯大林式践踏民主、垄断政治权力的苏式社会主义者。美国有强大的民主体制和多元的意识形态，保障民主和人民自由。

　　当然，美国激进左翼崛起，确实反映政治极化的加剧、民粹主义的兴盛，以及美国政治更加不稳定，未来更多不确定性，我们对此应有充分认识和警惕。（王庆民，作者是旅欧中国作家、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