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没有宣传部的美国怎样搞宣传：中央情报局宣传经费充裕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中央情报局宣传机器无处不在

　　九一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一样都是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两个事件凸现出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珍珠港事件前，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情报收集系统。罗斯福总统曾抱怨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情报蔓无头绪，不知所云。珍珠港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成立“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或简称 OSS），负责整合美国的情报收集工作。1947年7月，OSS变成了CIA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即大名鼎鼎的“中央情报局”。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九三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911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a colossal intelligence failure）。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 （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 （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 （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 （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 （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Frances Stonor Saunders 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 （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来劲、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 “宣传”作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 “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千方百计掩盖其宣传行为，使之成为“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 Richard Crossman 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象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 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文化冷战》讲的是在1947-1967年间的故事，其场景设在美国和欧洲，主角是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 （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表面看来，“文化自由大会”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实际上它不过是个没有什么自由的傀儡；其幕后操纵者正是中央情报局。 通过梳理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档案材料和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Frances Stonor Saunders以慎密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此书真正引人入胜的地方并不在于证明中央情报局的幕后角色，而在于它揭示了美式宣传机器特有的运作方式。 宣传的目的 中央情报局宣传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反共，一方面是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前一个目的比较好理解，毕竟当时是冷战时期。为什么树立美国正面形象也那么重要呢？原来，当时在欧洲人心目中，美国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暴发户，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另外，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也在欧洲引起普遍反感。为了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光有钱、有坚船厉炮是不够的，还得树立文明、正义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宣扬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因此变成美国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在外国培养出一批以美国是非为是非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公共舆论和政策制定。 宣传的重点对象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宣传重点是放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身上。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其它地方一定也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右翼人士身上。其实不然，中央情报局很会审时度势。在战后欧洲，它真正下功夫的对象是有幻灭感、挫折感的非共左翼知识分子 （the “non-communist left”），尤其是那些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 （Andre Malraux）， 法国社会理论家阿隆 （Raymond Aron）， 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库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 意大利作家斯隆 （Ignazio Silone）， 英国诗人、批评家史班德 （Stephen Spender），美国哲学家胡克 （Sidney Hook）， 美国作家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 美国政论家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等。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由于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流，欧洲的右派们在战后声名狼藉；与他们合作搞宣传效果只会适当其反。与共产主义抗衡，最有效的办法末过于让那些从共产主义阵营脱队出来的知名人士现身说法。用与中央情报局过从密切的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 的话来说，这些人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佳屏障”。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精英，这样做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 宣传的方式 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手法十分灵活，不象共产党国家的宣传那么生硬、呆板。这里仅据几个例子。《动物农庄》是反共电影的代表作，而这部片子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导演和资助的。一九五零年，乔治-奥威尔死后不久，中央情报局就派人到英国与其遗孀商谈将《动物农庄》改编为电影的问题。获得电影权后，中央情报局找到愿意为它当幌子的制片人，并通过间接方式把钱打入制片人的帐户，于是才有了这部在当时最具规模的动画片（共动用80位卡通画家，设置750个场景，绘制三十万幅彩图）。中央情报局不仅出钱，也直接干预剧本改编。据美国心理战争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备忘录说，原作的结尾传达不出明确反共的信息，因为它既批判了共产主义的“猪”，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人”。为了激起观众强烈的反共情绪，电影对结局做了重大改编，代表腐败资本主义的农场主不见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产主义的“猪”。

　　同样的事发生在对奥威尔另一部小说《1984》的改编上。原着本来表达的是对一切专制政府的厌恶，既包括左翼专制，也包括右翼专制。但这并不是中央情报局所需要的。中央情报局要的仅是对共产主义的丑化。尽管奥威尔曾明确表示不允许对《1984》作任何改动，由美国政府出资制作的电影《1984》还是对原着动了不少手脚，尤其是结尾部分，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原意。电影《动物农庄》和《1984》于1956年同时上市，为了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安排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评论和社论，并分发了大量电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由于经费充足，中央情报局搞起宣传来几乎无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这些领域，中央情报局很善于借用在这些领域通行的一些运作方式，包括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 大运作全力以赴，小把戏也是中央情报局的擅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依然十分严重，遭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进步力量的强烈批评。为了洗刷美国的劣迹，中央情报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艺术家赴欧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绝的是，它买通好莱坞的一些导演，在电影中将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刻意拔高，试图给观众造成美国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舆论一律。对美国不关痛痒的小骂、小调侃时不时会出现一些，这样才能显现出其“超然”的立场。但把关人绝对不允许违背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曝光。例如多维特-麦克唐纳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为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撞击》（Encounter） 杂志写了一篇题为 “美国，美国”的文章，其中批评了美国的庸俗的大众文化，粗鄙的物质享受主义。这样的文章显然与美国宣扬的所谓“美国价值观”相抵触。尽管麦克唐纳与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过从密切，他的文章还是遭到了封杀。

　　资金运作方式

　　上面提到中央情报局搞宣传的经费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员是这样形容的，“我们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中央情报局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尽的银行存款。 当然，中央情报局不会傻到公开拿钱出来赞助其重点宣传对象，一切资金运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时会找一些个人、公司或其它机构，请他们将钱以自己的名义捐给中央情报局的赞助对象，或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这些机构和个人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中叫做“安静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报局设立的幌子基金会很多，其中最臭名昭着的是“法弗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中国学者熟悉的“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 当时也属于这一类。但幌子基金会也有缺点，它们很难做得太大，否则会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民间大基金会洗钱。基金会不象公司必须对股东定期交代帐目，隐蔽性较高。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劳的民间基金会还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门去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凯普伦基金会”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个例子。但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据透露，在1963-66年间，美国164家基金会共拨发700笔一万美金以上的款项 （当时这是很大的数目），其中至少108笔完全或部分来自中央情报局。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央情报局。 机构资助对象 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 “文化自由大会”在三十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Encounter），《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 《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 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如《党人评论》3000份，《肯友评论》1500份，《哈德逊评论》1500份，《塞万里评论》1000份，《诗歌》750份，《代达罗斯》500份，《思想史杂志》500份。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参与了一千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戈瓦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 （“significant books”）。其它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冦 （Roderick MacFarquhar） 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个人资助对象

　　一般的书索引部分是最没意思的。《文化冷战》则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让人开眼：它列举了长长一串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读起来有点象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名人录，仅中国读者熟悉的人就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理论家阿尔罗（Andre Malraux）， 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伯林 （Isiah Berlin），阿伦特 （Hannah Arendt），屈林夫妇 （Lionel Trilling 和Diana Trilling）， 席尔斯 （Edward Shils）；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奥顿 （W.H. Auden），洛危尔 （Robert Lowell）；小说家库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奥威尔 （George Orwell），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画家罗思柯 （Mark Rothko），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等。 在这些人中，有的的确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报局利用；当有人送来头等舱机票，被邀请去度假胜地开会，他们乐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则清清楚楚地知道资金来源，如小施莱辛格，伯林，阿隆，阿尔罗，席尔斯，贝尔，胡克，屈林夫妇。还有些人声称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认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形象假装不知道而已。 这里值得一提的有两位小说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库斯特勒。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轻时曾参加共产党，为共产国际的宣传部门工作。变节后他变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国转了一大圈，在那里与中央情报局挂上了钩，正是听了他的建议后，中央情报局把宣传的重点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识分子”身上。他对英国政府的谍报部门 I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得到的回报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买下五万本送人，使他大捞了一笔稿酬。 另一位是《动物农庄》和《1984》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强烈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那都随身带着一个蓝皮四开笔记本，记录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中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的“好象是黑种”，有的大概是“英国犹太人”。如果仅仅是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 IRD举报了35个“共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奥威尔曾在《动物农庄》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尔泰的话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会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但他临死前的作为却好像是说，“我不赞成你的观点，所以我有权向有关当局检举你”。不过言行不一的“自由主义者”又岂止奥威尔一人。 《文化冷战》虽然长达500多页，但内容引人入胜，拿起来就希望一口气读完。如果说它有什么缺点的话，大概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只含盖了1947-1967年，这也许是由于有关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国政府还没有解密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 杂志揭露，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学术界的渗透。以笔者熟悉的政治学界为例，就有不少人为中央情报局工作，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 Joseph S. Nye，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学会会长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同事 Bradford Westerfield。他们本人也不否认。《文化冷战》的另一个缺点是它没有涉及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的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岂有放过亚洲 （特别是中国） 知识界的道理。也许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本人对亚洲知识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没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弥补这个缺憾。 不过《文化冷战》最大贡献是它用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很长，几乎无所不在。又是颠覆，又是宣传，也许还有其它一些见不得人勾当，中央情报局实在是太忙了，因此在本职的情报工作方面出些纰漏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只是这次世贸双塔叫人撞没了，五角大楼被撞成了四角大楼，麻烦惹得实在太大了。以后中央情报局会吸取教训变得安分守己一点吗？等着瞧吧！（红色文化网 作者：王绍光）

RE: 美国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美国的宣传部和御用文人：政府引导控制新闻报道，只把采访机会和机密消息给听话的记者

　　核心提示：美国政府官员利用新闻媒体竞争的特点，控制报道机会的供给，只把采访的机会和机密的消息给一些听话的新闻记者，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御用文人”。

　　美国自称是新闻自由的王国，而且在对外交往中总是以教训人的口气，批评其他国家的新闻不自由。美国的新闻的确很发达，有众多的新闻机构，遍布世界的网络。但是，美国的新闻却也不像美国政府宣传的那样自由。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凭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家总结经验后，认为是新闻报道起的负面作用太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士气。此后，美国政治家们与军事专家们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战斗要快，让新闻报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边拔不出来。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新闻界知道太多细节。

　　美国的军事报道，尽量使用“不在场的现场”（AbsentPresence），只让记者拍摄一些冲突地区的草图，用笔粗线条地勾划出一些冲突各方的形势，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是以这种方法，当美军1983年干预格林纳达和1 989年干预巴拿马时，电视根本没有报道现场的情况。后来，经过了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和军界又把这些控制新闻报道的技术加以改善，变成战争前大肆渲染，战争打起后少报道战场画面。

　　“9·11”事件后，如有记者敢对政府的措施“发难”，他的电子邮箱里就会塞满了充满仇恨的恐吓信，右翼势力会组织力量在其他新闻刊物上发表大量诋毁他的消息，以破坏他的名誉。最厉害的是，政府会向他封锁内部消息，而这对新闻记者的生涯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不仅限制新闻媒体对美国在海外干预行动的报道，有时还干脆花钱“买通”一些专栏作家撰写支持其政府的言论文章，也通过自己管辖的部门炮制一些颂扬总统政策的录像，并向其他电视机构传播，假充电视新闻报道。在布什第一任的4年期间，布什政府用于公关的费用几乎是克林顿第二任政府的2倍。“9·11”之后，白宫便拟定了宣传的新战略，鼓励关于反恐战争的正面报道，吹嘘美国在阿富汗及

　　伊拉克用武力推动民主革命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海外寻找理由。

　　布什政府还控制着一些与新保守主义观点相同或相似的新闻机构，借他们之口宣传自己的政策。比如，

　　福克斯公司与媒体链接公司（Medialink）就经常受政府之托来搞宣传，福克斯公司有一个庞大的新闻网，它向其130家附属电视台提供的新闻录像很多都是政府部门炮制的新闻。一位从事新闻推销的公司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任何电视新闻机构都不可能拥有充足的人力、时间或财力去报道所有有价值的新闻。90%的电视新闻编辑室现在都要依赖新闻录像。

　　2002年9月11日，福克斯公司下属的孟菲斯电视台播出了“9·11”事件周年特别报道，尤其着重报道了美国如何帮助解放了阿富汗妇女。孟菲斯电视台的记者克拉克在报道中解说道，阿富汗妇女一度被禁止上学和就业，现在终于脱下了长袍，开始从事裁缝和面包师的工作，首次享受到了医疗保健，甚至得以参加新兴的民主。克拉克的报道似乎证实了布什的外交政策的中心论点：美国在国外的大力干预是在传播民主自由，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并赢得朋友。然而，孟菲斯人不知道的是，此次采访节目完全是美国务院的承包商一手策划的，采访中的引语与解说词都是该公司提供的。

　　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下属部门称为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大约由30名编辑和技师组成。他们在白宫的批示下开始制作配有解说词的特写报道，其中大肆鼓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成果，为布什政府出兵找借口。然后，这些报道被广泛发往世界各地，供当地电视台使用。这些对外宣传的报道本属于《史密斯-蒙特法》管辖，也就是不得播给美国听众。然而，自从布什政府展开了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宣传也不只是给外国人听了，这些对外宣传也开始“出口转内销”，因为美国国内的老百姓也需要进行一些“思想教育”。为此，美国务院的官员解释说，《史密斯-蒙特法》不适用于广播事业管理办公室。

　　当美国进行海外干预时，政府用来引导新闻报道的原则很简单，主要可以归纳为三条：

　　1.要树立敌人的形象，即需要动员一切力量要打倒的恶魔。从这一角度来看，布什在一次讲话中不经意地说出了“ 十字军东征”一词其实是故意的，因为它最能调动美国人的情绪，能调动起美国人一种宗教的狂热。为了树立恶魔的形象，美国媒体经常要把敌人描绘成极其残忍的暴徒，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前就把塞尔维亚人描写成搞种族清洗的暴徒，大肆宣扬他们发现的“万人坑”。在伊拉克战争前，美国媒体也把萨达姆政权描写成暴行累累的政权，还拿伊拉克平民当人肉盾牌去抵御美军的进攻。

　　2.把美国的军事行动描绘成正义的战争，把美军描绘成正义之师。在极度渲染了敌人的残暴后，美国媒体会让人感到，美国再不干预不行了，美国不能允许在这个世界上有这种恶魔存在。于是，美军的干预就成了正义行为。2003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绕过了联合国安理会，但之后美国媒体却不断报道安理会事后的一些安排，似乎美国的军事干预行为还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要把战争描绘成“干净”的战争，即不会造成无辜死伤的战争。为此，美军提供给电视台的镜头往往是“精确打击”的镜头，炸弹如何打中了目标，轰炸机如何顺利完成了使命。

　　总之，美国政府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中培养了一套熟悉的技巧，知道如何控制并操纵新闻媒体去影响舆论。美国政府官员利用新闻媒体竞争的特点，控制报道机会的供给，只把采访的机会和机密的消息给一些听话的新闻记者，逐渐培养起了一批“御用文人”。当公众对电视画面上的刺激镜头很着迷时，美国政府更是拥有很大优势，政府官员控制着战场等实地拍摄的画面，想让观众相信什么样的信息，就能找到什么样的画面。（丁一凡）

RE: 美国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中央情报局就是美国的宣传部和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是文化冷战文化简略直接操纵者，自诩为“最好的艺术评论家”

　　《文艺研究》2009年第3期上王岳川先生的文章《“后理论时代”的西方文论症候》，文章的第三部分标题是《文化冷战与中心话语霸权》，提到近年来美国政府一批重要文件的解密，引起全球性轰动。原来美国政府在二战之后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开展的冷战中还包括文化冷战，而文化冷战的直接操纵者居然是美国的 CIA，即美国中央情报局。王岳川先生的文章还提到，有一位英国学者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根据这些解密文件并对其进行梳理以及一些私人档案材料和对文化冷战当事人的采访记录写作出版了《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2000年纽约版，中文版2002年面世）一书，书中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地依靠当地的知识人，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而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后来笔者花费了一些时间在网上查阅了不少关于文化冷战方面的资料，对这样一场长达近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丧心病狂的冷战和文化冷战多少有了些了解。

　　一、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世界各地的确发挥了其强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好多政府就是他们给颠覆掉的。中央情报局的拿手好戏似乎就是推翻别国民选政府、扶持直接能够听自己使唤的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的）……身后站着的都是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并且悬赏数千万美金捉拿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

　　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冷战上可谓挖空心思，十分富有想象能力。如果你阅读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这本令人震动的为美国文化冷战进行历史描绘的书，会吃惊地看到美国为进行这场特殊的战争，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才，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中央情报局最具创意的宣传运作恐怕是对抽象表达艺术的推销。也许有人会问，完全没有实际意义的抽象艺术怎么可以用来作反共武器呢？你千万不可小瞧中央情报局的想象力。正是因为抽象艺术没有实际意义，它正好可以用来对抗共产主义。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道：“这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无关系的艺术形式……莫斯科当时对任何背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反对的东西一定值得我们的大力支持。”当然由中央情报局出面推销抽象艺术不太合适，但愿意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博物馆很多。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大多是私人性质的，其中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它因此变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首选。中央情报局选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不能公开说明的理由：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准备周全，“抽象表达艺术展”十分轰动，并在艺术界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不无得意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三、美国中央情报局推行的文化冷战找到了一种成功的战争策略，而且这种策略很有针对性。众所周知，当年的苏联以及广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确存在着极权和专制、独裁问题，这几乎又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一些人尤其是知识人向往自由是肯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所以文化冷战的开始就是组织成立一个叫做“文化自由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时期，它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包括“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雇有几十位全职工作人员，拥有自己的新闻社，出版二十多种显赫刊物，经常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艺术家颁奖。看完此书的人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文化冷战的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叫“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根据《文化冷战》披露的材料，恐怕还是将中央情报局叫做美国的“宣传部”更贴切一些，而且这个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宣传部，比任何国家的别的任何种类的宣传部都成功，它推崇的口号是最好的宣传就是看上去不是什么宣传。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出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纪德的《访苏归来》、《正午的黑暗》等等，并把T.S.艾略特的书空投到东欧和苏联，用毫无意义的书写来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国人一方面推行所谓的自由，一方面又反对文化领域的自由，所以他们阻止小说《斯巴达克思》的出版，监视海明威的行踪，干扰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总之他们奉行的策略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他们就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他们就反对。但他们采用的这种策略是不挂在口头的。CIA对20世纪后半叶的文艺思潮影响可谓深远，远比斯大林们来得厉害，最关键的是：你并不知道。

　　通过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原来自由、民主的号召也是一种陷阱，先锋也是一场阴谋。可惜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的不少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没有识破这场阴谋，我们的文坛诗界还有不少以先锋为荣，而这已经是美国文件解密和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书出版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的当下了。先锋艺术，先锋文学和先锋诗歌已经深深地破坏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和诗歌，是应该叫停的时候了。

RE: 美国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美国中情局是隐性宣传部、文化部：出版文艺杂志资助文艺演出，CIA并不总是阴森森的有时也很阳光

对宣传尤其是外宣高度重视美国中情局是秘密操纵左右国际舆论、传播美国价值观和影响下一代的有力宣传工具

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不搞宣传实际上深谙此道，看不见的宣传让被宣传对象沿着既定方向行进而自认为是自己在选择

　　中央情报局出版文艺杂志，资助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欧洲巡回演出，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在世人心目中，CIA只懂暗杀、窃听、策划政变一类的“粗活”，哪会跟文人雅士打交道？

　　英国BBC文化节目的一个独立女制片人桑黛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最近写了本肯定令白宫及CIA直冒冷汗的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The Cultural Cold War：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故事说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有个叫“文化自由大会”的机构，拥有新闻社|、出版二十余种刊物、热衷举办艺术展和音乐会，实际上这个文化团体的幕后老板是经费充足到可以任意挥霍的中情局。

　　如果这本书是在冷战时期出版，肯定会是《纽约时报》书评版的最畅销书。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尘封，那段发黄的历史还是吸引了传媒的好奇。

　　作者桑黛丝的经历非常简单，才三十多岁，毕业于牛津的圣安妮学院，既不是美国CIA也不是英国的MI5成员。1993年，偶然读到一篇关于中情局资助纽约国际学校的文章，她觉得很好奇，深入调查后写出她的第一本书，叫《Who Paid the Piper》（可译为：谁埋单？），哄动一时。桑黛丝随后再耗了整整三年时间，翻阅可以堆成小山的资料，包括美国政府的解密文件，教会、展览馆、乐团、艺术家的记录，甚至采访了很多“从阴影中走到亮处”的中情局退休特工。她以慎密的方式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中情局作为美国政府的隐性宣传部，在冷战前沿的欧洲，秘密操纵着大大小小的文化艺术活动，其目的是培育大批以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为导向的知识精英，再通过他们去影响本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下设架构中没有文化部或宣传部，冷战设计者之一的George Kennan说过“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

　　在我看来，桑黛丝新著引人入胜的地方，不在于中情局扑朔迷离的手段，而在美国对宣传尤其是外宣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灵活方式。

　　中情局最早成立于罗斯福执政时期，可以说是美国人被日本人在珍珠港炸懵后的产物。原名叫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直接对总参（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负责。杜鲁门上台以后，OSS正式易名为CIA，即大名鼎鼎且臭名昭着的“中央情报局”。此局有很多杰作也有不少败笔。本拉登就是中情局培训出来的，现在“教会徒弟打师傅”，且很有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天分。

　　美国表面上标榜言论自由，不搞宣传，实际上深谙此道。心理战专家Richard Crossman曾说过，上上之策是“看不见的宣传”（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

　　如果对美国数十年来的强势人物关于“宣传”的言论进行基本梳理，不难看出来，不管是国会、白宫还是书斋学者，已大致上形成共识。1989年柏林墙倒塌，华约解体，时任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感慨道：“我国强盛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它对世界传媒市场的支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曾任职克林顿政府商务部的罗斯科普夫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应当是取得世界信息流动的胜利，主导传媒，就象英国当年控制海洋一样”。以促进文化交流而着名的美国富布赖特基金创始人亦曾说过：“当今世界不能仅靠军力和外交，必须向其它国家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下一代”。影响下一代的工具，显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报刊书籍、广播电视和互联网。

　　CIA并不总是阴森森的，有时它很阳光。中情局的网站甚至有少儿版（CIA'S Homepage For Kids），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与童心未泯的特工们玩乔装打扮和破译密码的游戏。

　　果真是影响下一代的宣传工具。（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 2004年11月）

RE: 美国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美国不设“宣传部”但有强大的宣传部门，在国内国际“调度”着各种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事宜”

　　宣传是否就是“单向的灌注”

　　为什么这样贬低和否定宣传部？上述观点至少包含有三点不符合实际：一，现在绝非只有中国才有宣传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宣传部；二，并非“宣传就是单向的灌输”，这种观念在国内一些学校里大力鼓吹，宣扬这不能宣传，那不能宣传，实际上就是要“宣传自己的观点”。美国作家辛克莱说：“一切文艺是宣传。”鲁迅相信辛克莱的话，他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但我以为一切文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色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现在，境外一些媒体使劲地在说：“新闻不是宣传”，“新闻和宣传根本不同”，把宣传当作“不祥之鸟”，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宣传和宣传部。其实，西方在新闻中也搞了许多“宣传”。《东京新闻》2003年3月31日发表《宣传战掩盖了战争真相》的文章就是例证。这篇文章说：“在伊拉克战争中，有五六百名记者随军采访。但有人指出，由于媒体卷入了双方的宣传战，因此这些报道反而使人们看不到战争的真实情况。”“‘萨达姆已经列亡’、‘在伊拉克发现了制造化学武器的设施’——媒体援引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人士的话进行的报道，后来都被否定了。媒体的很多报道都与事实存在出入。有人指出，在这场希望促使对手人心动摇，从而使自己在心理上居于优势地位的激烈的宣传战中，媒体实际上成了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事实表明，西方新闻大搞“宣传战”。其实，不仅搞“武”的“宣传战”，而且搞“文”的“宣传战”，他们搞“宣传战”是“家常便饭”，不过有的比较明显，有的比较含蓄。宣传并不是单向的灌输，它也包括双向交流。三，西方许多国家没有宣传部，但它同样有“宣传部门”，这是“有迹可寻”的。这里想就美国有哪些“宣传部门”？它怎样做“宣传”工作的？进行一些探索。

　　美国有哪些“宣传部门”怎样作“宣传”

　　美国是一个超级霸权主义国家，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一个“宣传部”，但是，它有着“强大”的“宣传部门”，以总统为统率关于新闻宣传的核心部门，在国内国际“调度”着各种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事宜”。它大体有三大块：

　　第一，国务院系统，包括美国新闻署，它经常发表新闻、文章、文告，进行新闻宣传的指导和引导。它直接领导着“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这些台的台长都由美国国务院任命，对这些电台“管”得很“严”，应该报道什么？怎样进行报道？都连续进行“监控”。只要稍为知道一点情况的人，都了解这些报道的意图是“分化”、“西化”中国的。“美国之音”的台长曾公开发表过文章说，它以颠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己任。这是直接“领导”的国家级“宣传”机构。对于“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总统也是管的。

　　第二，美国总统领导的“宣传部门”，它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机构，包括国务院、军队和各个新闻媒体，都归它管，凡地球上的“事情”，它都要管，“率土之滨，莫非美土”，采用一切公开的、秘密的手段进行控制和宣传。是地球的“大总管”。例如，1993年7月，美国突然宣布：它得到“可靠情报”，中国“银河号”海轮载有两种“化学武器的前体”，要对这条轮船围困、搜查。顿时，美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和杂志，连篇累牍地把银河号称为“瘟疫之船”，进行“新闻围攻”长达近两个月。最后，经中国、美国、沙特三个国家的专家登船开箱检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丑化中国”的骗局。这场公开的新闻宣传，就是由美国当局以及情报部门操纵的。

　　美国白宫办公厅、顾问班子等机构是具体操作新闻宣传的“领导部门”，它在美国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其面目又经常掩盖着，它不说“新闻宣传”是接受政府的“领导”的，都是记者“自觉自愿”的。这种“欲盖弥彰”的理论，在报刊媒体、书籍、杂志上不断“宣传”。例如，美国媒体说：“美国主流媒体基本不被意识形态所左右，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台几乎都与政治组织、政党或政治运动无密切联系，新闻业不受政府干涉，美国政府置身于新闻也之外”。这些话要是不加分析，那会信以为真，实际上不符合实际，是骗不了解情况的人的。

　　从《克林顿宣传机器内幕》到《布什的舆论秀》

　　在美国，没有“宣传部”，但是，他们有着强大的“宣传部门”，这是众所周知的，就是美国自己的记者也不能否定这个事实，在迷花撩乱的现象之下的事实。

　　美国总统里根时期，台湾《新新闻》周刊一篇文章叫《玩记者于股掌之上》，详细介绍了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迪弗他们怎样操纵和控制新闻的。他们策划新闻，控制新闻流向，决定公共议题，用泛滥的消息来淹没记者，用淹没来操纵。有人说：“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是所有三家电视台新闻的幕后制作人。”

　　到克林顿时期，有一本美国出版的书叫《克林顿宣传机器内幕》。“宣传机器”也就是他的“宣传部门”，这是明摆着的。它详细讲了美国白宫怎样“领导”新闻业的。其中，前白宫发言人、后来重操私人律师旧业的戴维斯说：“克林顿的白宫试图通过精心的幕后安排和审慎的时间安排，编造新闻报道，使之对总统有利”。

　　怎么事情大报特报，怎么事情不报或轻描淡写地报，只要认真分析，那是不难了解的。1995年，美国牧师等十多位和平主义者对封锁古巴有意见，于是给古巴邮寄食品，结果被美国政府机构没收，他们为此举行绝食，这事闹得不小，并连续绝食好多天。可是，美国媒体却根本不报道，好像没有这事。外界只有“拉美社”连续报道了。拉美社是古巴的通讯社，影响小。美国对此事不报道的方针，就是“宣传部门”领导的结果，这是无数新闻中被“处理”的一个例证而已。

　　到了布什时期，政府“舆论秀”空前发达起来。在《环球》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叫《布什的舆论秀》。过去的总统中，因重视新闻宣传罗斯福被称为“头号总编辑”，肯尼迪则誉为“电视明星”，里根被称为“传播者”。布什以自己的方式“操纵”新闻媒体。充分利用他的“政治顾问”，支持白宫高层官员花费大量时间和新闻媒体人员交往，商议新闻策略，设计“新闻议程”，大搞符合自己利益的舆论导向。

　　那种“转移危机”的手腕在新闻报道中也充分表现出来：国内经济不景气时，就大谈反恐的重要性；当失业率高居不下时，就把人民币作为替罪羊；当政府高官陷入公司丑闻时，就拿“邪恶轴心国”说事，当国内竞选等问题矛盾尖锐时，又把中国人权作为联合国的提案抛出来……

　　美英制造的最大“舆论秀”堪称世界级谎言，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当时，美国政府和大批报纸、电台、电视台和杂志，都连篇累牍地报道：布什总统说，已经获知萨达姆近期正从非洲获取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原料铀；布什总统说，伊拉克研制了能喷洒生物武器的无人驾驶飞机；英国首相说，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他们的火箭在45分钟内投入使用。这些谎言已经传得“快烂”了，可是美英始终没有找到“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

　　还有美国“人造”的女兵“英雄”林奇，访巴格达时端出巨大的“假火鸡”，等等，不一而足。还有美国全国最高新闻奖获得者、大牌记者彼得·阿内特，因为去年在伊拉克战争中讲了美国总统不喜欢的话而被“解雇”，实际上，何止他一个人被解雇。美国女记者安妮特·洛佩斯因为“白宫不喜欢她的提问”而被解雇；在《琼斯妈妈》一书中说到“总统关心别国音乐，而记者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样，记者被解雇了，等等。

　　美国媒体有强烈的党派性

　　美国议会党派的宣传，这也极其激烈。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党派宣传突出出来，。其实，美国主流媒体都有它的“党派性”，即它的“党性”。2004年3月21日，香港《明报》刊登《纽约时报》前总编辑雷恩斯答记者问，他说：“在克里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是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这说明，报纸是有党派性的。不仅在19世纪、20世纪初，美国报纸具有“强烈的党派性”，表现为“报道中的攻讦、诋毁、肆无忌惮”。而且，现在的媒体也是这样，不过形式有了变化。

　　美国每一位参议员都配备“新闻秘书”，笔者见到过这些“新闻秘书”，都是活跃分子，很讲究“宣传”。刚退休的赫尔姆斯是参议院的主席，曾当过记者，进行过不少“宣传工作”，利用职务之便，搞了许多反华反人民的法规。1995年通过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是一部反对古巴社会主义的法，臭名昭着，受到世界各国、包括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可见，它的新闻宣传的对外扩张性是十分明显的。（2004-6-26）

RE: 美国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更在行更不择手段

美国没有国家一级宣传部门平时似乎没人专门去做宣传这件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搞宣传最大特点是“看不见”

　　正在美国，每到各种选举或投票的时候，政治宣传就热闹起来。宣传是要由宣传者专门去做的事情，“宣传”一词的原义就是“专门散布某种信息”。美国没有国家一级的“中央”机关报、电视台或宣传部门，所以平时没人专门去做政治宣传这件事。

　　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着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既然叫“情报局”，其基本职能就应该是收集、整理、分析、评估各方情报。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差强人意。远的不说，它事先对洛克比空难、1993年的纽约世贸大厦爆炸案、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美军舰在亚丁港的爆炸案就毫不知情。这次“九一一”事件更被一些美国人称之为“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为什么中央情报局会表现得如此糟糕呢？英国刊物《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的年轻女编辑桑德丝（Frances Stonor Saunders）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也许它在忙些别的事。

　　那么中央情报局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众所周知，它曾经多次帮助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危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枪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就连现在让美国人恨得牙痒痒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报局一手拉扯大的。如果要将中央情报局在这方面的“战绩”一一列举，清单会很长。它的确够忙的。

　　除此之外，中央情报局还在忙另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桑德丝对此也许比谁都清楚，因为她经过数年研究刚刚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以下简称《文化冷战》）。任何人看完此书大概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对此结论，冷战设计者之一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讳言，不过他情愿用个好听一点的词“文化部”。他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表面上反对搞宣传，实际上搞起宣传来比谁都更重视、更在行、更不择手段。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7月10日的指示对“宣传”做出了如下定义：“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对外，宣传是心理战的一部分，而心理战的定义是“一 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宣传和心理战的目的是为了争夺人的心与脑，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

　　美国搞宣传的最大特点是“看不见”。精通此道的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很清楚，“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最好的宣传应该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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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起义报》：美国式宣传走向终结，华盛顿及其盟友丧失话语垄断权

　　西班牙《起义报》4月21日刊登题为《美国式宣传走向终结》的署名文章，作者系法国记者、政治活动家蒂埃里·梅桑。

　　文章称，美利坚帝国的宣传让人以为，美国是“自由的国家”，它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是扞卫自己的理想。但乌克兰危机改变了游戏规则：华盛顿及其盟友丧失了话语的垄断权。另一个大国俄罗斯的政府和媒体正在公开驳斥一个世纪以来充当美利坚帝国基石的谎言。在这个卫星和互联网的时代，美式宣传已不再奏效。

　　英美成为始作俑者

　　文章说，20世纪的特点之一就是与真相毫无关联的思想宣传新手段涌现出来。西方人声称，现代宣传手段是由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开创的，企图以此来使人忘却了捏造事实的艺术是由英美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创造出来的事实。

　　1916年，英国在伦敦设立了战时宣传局。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上述机构的出发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众的对抗而不是军队的对抗，因此致力于毒化本国民众，以及盟国和敌对国的舆论。

　　现代宣传手段从关于德国战争罪行的报告在伦敦发表开始。这份报告曾被翻译成30种语言。报告称，德军在比利时强奸了成千上万名妇女，而英国人在与暴行作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人们发现整篇报告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在一些记者的协助之下，由假证词炮制而成。

　　与此同时，美国的乔治·克里尔编造了一个故事，将世界大战描述为民主国家为争取保障人类权利的和平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历史学家证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国之间争相扩大殖民帝国所形成的对抗。

　　“讲故事”重要性加大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对宣传的重视程度减弱，转向重视公关工作，其目的已经不再是说谎，而是引导记者，只让他们看到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通过英国首相的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每天向媒体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而记者也乐于报道坎贝尔编造的故事，目的已经不是说谎，而是转移注意力。

　　2011年9月11日之后，“讲故事”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大，目的是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上，忽视了当天发生的军事政变：小布什总统的行政权移交给了一个秘密军事单位。

　　之后数年，白宫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主要盟友共同建立了一个毒化体系。这四国政府每天接受指令，甚至还有完全编撰好的演讲稿，为伊拉克战争和诬陷伊朗的运动辩解。

　　1989年以来，华盛顿依靠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CNN）来快速传播谎言。之后逐步成立了一些卫视新闻网。2011年，在北约轰炸的黎波里期间，北约成功地让利比亚人相信他们输掉了战争，抵抗是毫无用处的。

　　但是在2012年，北约未能再次操纵舆论让叙利亚人相信本国政府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操纵失败是因为叙利亚人对利比亚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有认识的，叙利亚政府也有时间为抵制这种舆论操纵作准备。这场失败标志着信息卡特尔的霸权终结。

　　普京叫板美式宣传

　　文章称，目前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因为乌克兰局势而发生的危机迫使奥巴马重新审视这一体系。华盛顿已经不是唯一可以发声的，而是不得不反击俄罗斯政府与媒体的论据，而这些论据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通过卫星和互联网传播接收到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不得不任命美国《时代》周刊前总编理查德·施滕格尔为负责宣传的副国务卿。实际上，施滕格尔在2014年4月15日上任之前已经在行使这一职责。3月15日西方主要媒体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弗拉基米尔·普京关于乌克兰的10个谎言”，4月13日又收到了第二份文件，内容是“另外10个谎言”。

　　看到这份文件的第一个感受是它的无知和愚蠢。文件试图使基辅发生革命的官方说法生效，推翻俄罗斯关于乌克兰新政府中存在纳粹的指责。而众所周知，在基辅发生的并非革命而是由北约煽动，波兰和以色列执行的政变，使用的是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的混合药方。

　　收到美国政府的新闻稿并对其内容有所回应的记者也完全清楚美国助理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关于华盛顿将如何推动乌克兰政权更迭的电话谈话内容，以及爱沙尼亚外长乌尔马斯·佩特关于独立广场狙击手真实身份的电话内容。

　　总而言之，即便华盛顿寄送给各编辑部的书面材料能够制造西方大型媒体达成共识的幻想，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说服稍有好奇心的民众。相反，只要上上网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这种操纵手法只会进一步削弱华盛顿的声誉。

　　尽管尚未结束，但乌克兰危机已经使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与美国总统公开叫板的普京已经迈出了一步，并将进一步阻止美国宣传的成功。（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