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天津独流镇在一夜之间成了众人皆知的假调味料基地。鸡精含致癌物、豉油用工业盐，就连一些香料也是回收用过的八角、花椒制成。据估计，当地至少有50间造假工场，年产值以亿元人民币计，并已运作长达十多年，制成的假调味料销往全国多地。

　　然而，对自嘲为“元素周期表”的中国人而言，并不只有食品制假如此触目惊心。“激素面膜”、“勾兑洗衣液”、“贴牌假毛巾”……并不起眼的日用品类也成为假货滋生的温床，甚至渗透到更广的区域和渠道中。

　　价格低廉、真假难辨、损害并不显着，比起要吃下肚的食品，消费者对于日用品假货的容忍度似乎要高得多。孰不知，在另一个阴暗面，越来越“逼真”的假货已经形成一条完整周密的黑色产业链，迅速侵蚀市场，而深受其害的品牌商们正在孤军奋战。

　　打倒一个，重生一群，赤手空拳的品牌商们如何应对永远灭不完的假货？《天下网商》与深受其扰的品牌商聊了聊，试图找到其中的出口。

　　品牌打假人：对制假者既痛恨又同情

　　几个蓝色的塑料大桶杂乱堆放在院子里，简易平房的窗户紧闭，连门口都挂着旧棉门帘。直到晚上，昏暗的房子里才开始有响声。

　　自来水、香精、洗衣精、高泡精、黏稠剂等按配方比例勾兑，然后灌装、封口，一瓶山寨版的蓝月亮洗衣液就诞生了。据称，3个人一晚上就可以生产200箱3kg×4瓶蓝月亮。

　　在石家庄深泽县，一个名为耿庄的村子里有近40家大小日化企业，大致分皂类和洗涤液两种生产类别。这个40年前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的前身）起家的“日化专业村”，如今已沦为靠造假获利的地下工厂聚集地。用地沟油加工皂类日化品，用非法添加物勾兑洗涤液，上千箱假货每天都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据2016年7月《法制晚报》记者的实地探访，该地的造假已经形成专业化一条龙，甚至分工明确，不出村就能购齐包装桶、香精、洗衣精等所有制假所需材料。以蓝月亮洗衣液为例，生产一桶3kg的洗衣液的成本仅需4元，其销往北京市场的产品，进超市的一款卖到10元，真品则要卖到40元左右。

　　与此前屡屡被曝光的“一元面膜”、“激素化妆品”等不同的是，日用品假货对消费者并没有最直接的、肉眼可见的伤害，价格低廉、造假门槛低、真假难辨，这些因素使得肥皂、牙膏、洗涤剂、毛巾等日用品的假货更为泛滥。对品牌商来说，造假窝点多、范围广、取证困难等打假难题让他们束手无策。

　　在河北省的某个村庄里，任强和他的同事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村民们关起来了。

　　作为某国产家纺品牌的打假人，任强此行的任务是带着当地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去村庄里的制假窝点搜索假货——这是品牌打假的最关键证据。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家庭式的地下作坊和当地村民出奇一致的团结让他们寸步难行。

　　“那里非常贫穷，都是老人孩子，一大家子坐在院子里干活，我们进去之后，不是被关起来就是被赶走，经常被一些老人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任强回忆道，还记得上一次，几个村民拿着棍子和石头，叫嚣着要拦住他们的车。

　　“其实也能理解，我们要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肯定不干。”任强哭笑不得，甚至有些同情。他告诉《天下网商》，现在市场的大形势不好，很多家纺工厂都被迫倒闭。这些作坊和工厂参与制假，其实并不能获取高额利润，有些甚至被中间商压榨到只能赚点糊口钱。用他们的话来说，做假货 “只是为了有活干，能活下去。”

　　曾经的“山寨”，如今的高仿

　　从2012年到现在，任强在公司的打假团队已经整整5年了。

　　“越来越棘手”，这句话任强已经听到耳朵起了茧子。这个团队每天的工作就是到市场走访调查，或是在接到举报后，找制售假点的当地工商局、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配合取证查处。任强告诉记者，高峰期的时候，打假团队扩张到了20多个人，“全国各地跑”。

　　假货的数量之多并不是任强感到棘手的唯一问题，越来越专业的造假技术，让“火眼金睛”的他们也感到非常困扰。洗标、商标、甚至手感都高度相似，凭肉眼已经无法轻易下定论，染料的好坏、棉花的好坏，任强只能通过化学检测来判定，而这就意味着打假的困难等级又上了一层。

　　从过去粗制滥造的“山寨货”，到现在连二维码都和真货一样的“高仿品”，甚至是颜色和气味也做了相似处理的“精仿品”，假货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任强告诉《天下网商》，公司对于防伪的投入逐年增加，二维码扫一扫、短信验证等等防伪办法都很容易被造假者攻克。“我们甚至加大成本，偷偷对洗标进行了细节的加工升级，来帮助我们判别真假，但是立马就有新的假货跟上来。”

　　据了解，假货的高低仿程度往往由销路决定。

　　以耿庄村生产的假蓝月亮洗衣液为例，就分为高、中、低三档。以销售量最大的3kg桶装为例，低档，也称普通仿，每桶8元，一箱32元，销售对象主要是偏远的农村，外观、包装材料稍差；中档，也称高仿，每箱38元-40元，外观、包装与真品在外观上非常接近，不经常使用蓝月亮洗涤用品的人很难区分，主要进入城乡结合部等一般超市；高档，也有称精仿，更注重液体颜色和气味。

　　在当下，往往是那些有一定市场占有率的知名品牌深受假货之害，特别是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快消企业旗下的品牌。高额的品牌溢价让造假者不惜前赴后继，他们普遍选择销量大、受欢迎的商品进行高仿甚至精仿，这些商品基本处于中低端价位，且流通率高。

　　2016年6月、7月、9月，就分别有安徽黄山和广西北海市的工商局通报查获假“奥妙”洗衣液、金纺衣物护理剂等，涉案金额近20万元，重量以吨计。据悉，联合利华方面的厂家打假人员对侵权假冒洗衣液进行鉴别：外包装与正品包装设计基本相同，要通过商品的代码才能鉴别出真伪，造假技术可称“以假乱真”，消费者几乎难以分辨。

　　2015年，《新京报》的一篇打假报道中，专业的“高仿”公司报价单有7种假货分类 ，同一种商品（以200ml装仿海飞丝洗发水为例）分为特质、精仿、高档、A货、B货、C货、快销7类。其价格为每箱（24瓶）180元到75元不等。而特质跟快销级别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配方的配比度，该公司人员推销称“特质的配比度与海飞丝真品配比度几乎一模一样”。

　　罚得少、判得轻，假货如何“一锅端”

　　对于大多数品牌商来说，将制假售假者告上法庭并不意味着打假的成功。

　　以知名的国产毛巾品牌洁丽雅为例，公开资料显示，由洁丽雅公司联合全国各地工商部门查处的制、售假冒“洁丽雅”毛巾商标案件多达上百起，委托律师事务所对终端售假门店进行诉讼打假已有2000多家。而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10余起。

　　在洁丽雅已经宣判的案件中，即使非法经营数额高达数百万元，也大多只罚了数万元，最高仅占涉案金额的不到10%，并且这些罚金并不归洁丽雅公司所有。而对于制售假者，多数也只是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适用了缓刑。

　　洁丽雅的遭遇并非个例。根据阿里巴巴公布的2016年打假数据，阿里用大数据加人工复检方式，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受理其中的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件，只占十分之一，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售假有罪判决不足0.7%，80%还判了缓刑。去年工商行政处罚的200例制假贩假案件中，平均罚款额不到10万元。

　　诚然，犯罪成本和惩罚额度过低是假货温床滋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假货的出现是商业社会、自由市场逐利属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国内关于制假售假惩治的法律条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滞后的问题。

　　目前现行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中，入罪标准是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这个5万元的死数字是1997年确定的。在1993年颁布的《产品质量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伪造检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责令改正，对单位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显然无法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相匹配。

　　2017年2月27日，阿里巴巴集团向全社会发布公开信，呼吁完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像抓酒驾一样打假”。

　　3月7日，马云在新浪微博发出长文，再次表明阿里将推动加重刑法处罚力度以治理假货的决心。他表示，“打假很难孤军奋战，凭任何一家公司之力无法根除假货顽疾。目前法律体系的滞后更是对假货行为构不成威慑，也为权力寻租留出了巨大空间，而治理假货，需要全社会的合力、需要各方的协同，更需要法治的完善的基石，法治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费者打假，谁都不应该置身事外。”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像抓酒驾一样打假，那些制假售假的“老司机们”，又会何去何从？ （天下网商 记者 梁周倩 编辑 吴思凡，文中“任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