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中国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为长三角发展定调：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后，经局部调整的长三角三省一市领导班子陆续到位，地方领导层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动作频频，拉开了这项国家战略发展的新序幕。

　　接受《联合早报》访问的学者分析认为，与过去20多年相比，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已摒弃‘以GDP论英雄’的思维，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为城市之间打破地方利益格局提供了有利条件。

　　‘长三角一体化’占据了难得的‘天时'’地利‘，受到的政治重视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中共政治局新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具备浙江、江苏二省和上海市的从政履历，以及获得中央高层信任的’人和‘因素，诸种利好集聚，长三角城市群等待的东风吹响。

　　4月的中国春暖花开，安徽西南部的小城池州迎来大批到佛教圣地九华山旅游的访客，这也是农历新年过后戴文迪最忙碌的时刻。

　　从事房地产和会展活动的戴文迪，近两年开发了一桩新生意：接待来自上海的老年养生团。

　　她透露，公司现在每年要接待至少五六千名到九华山旅游的上海老人，这些来自大城市的退休年长者手头宽裕，除了上九华山参拜地藏菩萨，更有兴趣到当地看房地产和疗养设施。

　　戴文迪受访时说：“有了高铁以后，上海到安徽很方便。这里的环境好，有山有水，费用低，很多上海人退休后有兴趣来这里生活。”

　　近几个月频繁见诸报端的长三角一体化话题，更是让戴文迪看到商机。她笑言：“到时候长三角更加联通，整个区域发展起来，安徽这个穷亲戚也能沾点光。”

　　长三角一体化成为三省一市领导层要务

　　长三角三省一市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在巨大的中国地域版图中仅占1/26，承载的却是中国六分之一的人口，每年的生产总值（GDP）占全中国近四分之一。如果放到世界经济版图上，长三角经济总量可跻身全球前五，超过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中国舆论更是把长三角城市群定位为全球第六，媲美世界五大城市群。

　　2016年6月，中国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首次从国家战略布局的高度为长三角发展定调：到2030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后，经局部调整的长三角三省一市地方领导班子陆续到位，他们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上频繁“下棋”，凸显升级到国家战略高度的长三角一体化，正成为地方主官的一项要务。

　　去年12月初，上海市党政代表团到周边三省考察；一个多月后，四地主要领导聚首苏州，达成“创新引领，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共识。上个月的全国两会期间，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一把手”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再度勾勒区域合作愿景，提出通过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作、市场统一和机制完善五个着力点，共同推动长三角融合。

　　长三角过去多年缺乏宏观协调

　　长三角一体化并不是新命题，1992年中国建立长三角15个城市经济协作办主任联席会议制度后，这个区域融合议题断断续续都在推进，但许多年过去，由于缺乏宏观协调，一体化并没太多实质进展。有观察甚至认为，这片中国经济的沃土在区域规划上甚至落后于长江中游的一些城市群，而姗姗来迟的区域融合，也折射出长三角城市之间复杂的利益格局。

　　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周伟林向《联合早报》指出，地方政府多年来一直存在GDP竞赛，长三角城市为取得漂亮的经济成绩单，不约而同聚焦更容易做大的产业，导致城市产业缺乏细化分工，长期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

　　一个具体例子是长三角多个沿海城市都在发展的港口。周伟林说：“港口集团属于每个省份，各地都有自身利益要保护，所以大家各自为政，没有做好分工，也没有形成规模。”

　　他补充：“多年来的GDP竞赛，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引发以邻为壑、行政壁垒等非市场化做法。”

　　地区之间缺少协调，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不愿积极对接，一个明显的外在表现是长三角省市边界的“断头路”。

　　上海西部的青浦是上海唯一同时接壤江苏和浙江的行政区，区内有13条道路到了省市边界戛然而止，车辆不得不绕远路，依赖主干道通行。缺乏合作机制、专项规划和政策支持，让打通“断头路”也成为长三角一体化难啃的硬骨头，是各省市未来需协调的其中一项工作。

　　占据天时地利 长三角区域合作再发力

　　如今长三角在区域协同合作上再发力，是否会再度陷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余淼杰受访时分析，长三角和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中国的城市群发展三大重点，此次受到的政治重视程度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受访学者也认为，本轮长三角一体化占据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与过去20多年相比，迈入新时代的中国已从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最大的改变是摒弃“以GDP论英雄”的思维，这为城市之间打破地方利益格局提供新的有利条件。

　　复旦大学产业经济系副教授李治国说：“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已经改变，不再拼经济增速和GDP总量，各地更容易形成相互错位的定位，在发展和治理上更容易达到默契和融合。”

　　这意味着长三角三省一市未来更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例如上海作为长三角门户，可发展金融服务、科技创新、高端制造业；传统上以吸引外资为强项的江苏可延续这项特色；浙江则着重发展民营经济和互联网经济；拥有丰富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安徽，则能在旅游、养老等方面发挥特长。

　　高铁网络的迅猛发展，拉近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也为长三角新一轮一体化提供“地利”条件。目前，长三角已开通20条高铁线路，正在兴建的有九条，另有16条在规划中。

　　周伟林说：“高铁对打破地缘分割的作用很大。下一步要做的是扩大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比如上海把地铁修到嘉兴、苏州，形成交通、劳动力、房地产、公共服务的统一市场，让整个区域向同城化发展。”

　　一体化的硬件条件成熟后，周伟林认为，“剩下要做的无非是打破管理部门的既得利益和权力”，只要扫清制度和思想障碍，长三角一体化潜力无限。

　　今年1月底，由沪苏浙皖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成立，正式启动规划工作。目前这个办公室正着手拟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长三角一体化被中央和地方寄予厚望，但李治国提醒：“强调整体规划和布局的同时必须尊重市场和企业发展需求，不能因制定了工作时间表或计划清单，就忽略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杨丹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