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方方是一位风风火火的女性,性情粗犷豪放,颇有女侠之风。
这一方面是由于家族基因在她身上的自然流淌,她的曾外祖父杨赓笙曾撰写过“讨袁檄文”,而她自小也被长辈教导要做一个正派的人;另一方面,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文革时期,她曾在武汉市的运输公司做过装卸工,身上侵染了工人的习气,即便后来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着名作家,工人的“底色”却依然不改。
她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发表小说和诗歌,后来进入湖北省电视台担任编剧。33岁那年,她凭借小说《风景》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批评界认为是“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成为“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此后的三十年,她陆续发表数十部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大多以武汉为背景,刻画底层人群的生存境况和爱恨情仇。
无论是《万箭穿心》中高傲倔强的下岗工人李宝莉,还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从贫寒农村考上大学、却终究难以融入城市的青年涂自强,他们身上都有坚韧不屈的性格,却最终都难逃命运的恶意,这些极具现实关怀的故事,都是社会残酷性的某种缩影。她最新的作品关注土改时期的悲剧,提醒人们不要让历史被时间“软埋”。
近年来,方方频频因公开批评一些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焦点。即便身居湖北省作协主席的“高位”,她却依然像个体制外的批评者,对跑奖者公开质疑,对某诗人职称晋升中的违规操作点名批评,也为遭遇不公的作家仗义执言,她对一般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发声也远超大多数同行。而今已年过六旬,她仍像个愤世嫉俗的青年。
得罪一个人,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
新京报:能否举出几位你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如今的文学批评界,似乎更多地是在做“文学表扬”的工作,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氛围?为何严肃的文学批评传统会断掉?
方方: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但不优秀而被吹成优秀的可能更多。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这样的社会形态,让人不好说话。得罪一个人,其实就是得罪一大片。如我,所有攻击我的事,都是从得罪柳忠秧开始。一个人可以结成多大一张网,我们是真不知道的。说谁的好话,漏掉了某些人,也一样会得罪人。媒体喜欢大家直言,但真正直言后,媒体既想显示自己公正持平,又惟恐天下不乱。
比方,九十九个人批评某件恶劣之事,只有一个人不赞同这种批评。但是,到了媒体那里,却会以五五开的方式出现。不知情的人们,又多会相信媒体,相信五五开。于是,是非就没有了。如此这般,就是很多想说话的人,也不会吭声。况且,连媒体自己都天天做表扬,无论多恶劣的社会现象,也依然以表扬为主,怎么还要求作家、批评家站出来批评呢?只表扬不批评,是个社会问题,不单属文学界。什么时候媒体能够站出来大声批评社会时,文学界的一边倒式的表扬恐怕也就打破了。大家在同样的土壤生长,不是吗?
新京报:你曾担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并称在杂志社期间十分愉快,你理想中的文学刊物应该是怎样的?
方方:杂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至少是可以团结和引领大多数写作者的。引领人们思考,也引领人们审美。它可以创造流派,发现新的模式,并推动其发展壮大。最重要的,它不应该是上级文件的追随者,不是只用来歌颂政策。有删减(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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