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引文有误，已更改]，当今之所宜也。】这段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二十五《魏志上》。

　　这个“浮食”就是不作而食，“常式”就是常规、法式。这句话也和上面所讲的高薪养廉的问题密切相关。意思是说，要撤除无事可干的职位，减省不急需的俸禄，停发不做事、白领俸禄之人的薪资，撤并无事可做的官员，使每位官员都有一定的职责，每个职责均需承担一定的事务，尽好分内之事就必然领受一定的俸禄。用俸禄代替耕作的收入，这是古代的常规，也是当今社会应该采取的原则。

　　假如官员的数量太多，就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负担。而官员数量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职责不清、分工不明，结果导致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可是，面对庞大的官员基数，即便行政开支已然入不敷出，每位官员得到的俸禄还是很微薄，不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体面的生活。官员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认为还不能够养家糊口，就可能会出现贪污受贿、与民争利的现象。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精减官员，使人当于事、俸禄充足，这样官员就不必与民争利。而且，在生活充裕的情况下，官员一旦腐败，就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出于保全自己的考虑，他们就会更加珍惜自己的职位，并且廉洁奉公，如此才会走向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以，《群书治要·袁子正书》中说，明智的君主设立官位，都是使人和事相称，不会让人浮于事。人和事相称，官吏的数目就会减少，人民就会众多；人民多了，从事农业的人口也就多了，物质基础就会丰厚；另一方面，官吏的数目减少，即使提高官员的收入水平，但整体所需的俸禄相对还是减少了，这样才不致于给国家造成过重的负担。

　　【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这段话出自《群书治要》卷三十二《管子》。

　　德行厚实的人屈居下位，这被称为过错；德行浅薄的人地位尊贵，这被称为失误。宁可犯下委屈君子的过错，也不能犯下任用小人的失误。委屈了君子，他的抱怨不深；若误用了小人，他引发的祸患则很深远。

　　“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一个人的道德、德行很崇高，但是官位却很低，这说明君主对德行不重视、对贤才不恭敬，这是君主用人上的过错；“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一个人德行浅薄，但是位置却很尊贵，这说明君主可能偏爱亲近的人、喜欢阿谀的人，这是君主用人上的失误。

　　古人说“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厚德才能载物，没有深厚的德行作为基础，身居高位，不仅会给自己招致灾难，而且对整个国家、团队也会产生严重的危害。为什么？下面接着分析到，“宁过于君子，而无失于小人”，宁可犯下不尊重君子的过错，也就是说，君子的德行很深厚，但是君主给他的位置却很低，这对君子来说是种委屈、是种不尊重，可是，宁可犯这种委屈君子的过错，也不要犯那种误用小人的过失。

　　“过于君子，其为怨浅矣”，君子有德行，却屈居卑位，虽然受了委屈，但因为他是君子，他有修养，所以即便有所怨言，也仍然不会改变对君主、对国家的忠心，就像历史上许多遭到罢黜或流放的忠臣，比如范仲淹，虽然多次被贬，但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对君主仍然很赤诚，甚至对于陷害他的官员，他都可以不埋怨。由此可见，得罪君子问题不大，君子不会挟私报复、也不会心生怨气而危害国家，但是君子不在朝，对国家治理来说，终是很大的损失。

　　“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假如这个人德行浅薄，但是却给了他一个尊贵的位置，这就是误用了小人，以此而引起的祸患就会非常深远。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论语》中有很多阐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一心为公，没有自己的私利，小人则恰恰相反，他无时无处不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这种自私自利的心一旦扩展，最后就会危及到整个团队的利益。

　　孟子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把没有德行的小人选拔在高高的领导位置上，就等于把他的过恶播撒给广大的民众，而这种过恶一旦传播出去，就会形成不好的社会风气。譬如，清朝乾隆皇帝，由于中后期重用了贪得无厌的和珅，结果贪污腐败蔚然成风，并且逐渐成为沉疴，一时难以扭转，以致于清朝从乾隆以后就慢慢垮了下来。历史上奸臣当宰相、受重用导致误国误民的例子不胜枚举，确实证明了“失于小人，其为祸深矣”这句话的真理性。

　　所以，一个人位置愈高，但是愈傲慢、愈强势、愈贪得无厌，结果就会上行下效，形成一种不好的社会风气，而这个风气一旦形成，想要再扭转过来就非常困难。正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中国古人懂得防患于未然、懂得防微杜渐、懂得慎于始，在征兆出现之前就会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防范。（刘余莉开讲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