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调查工作》最初写于1930年，后经修改和补充，于1964年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以《反对本本主义》为题目发表。



　　我们今天讲做学问，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学科，更不是某种教条。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治国理政的人才，这是古今教育思想中的大道理，也是专业人才培养必须服从的“大学问”。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远的——比如苏联解体——不说，只要看看目前还可能继续的修例风波及其中某些青年人的无知表现，就不难理解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教训惨痛。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对于人才建设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总结。

　　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灾难。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它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光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根据自己成长及我党实践的经验，找到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毛泽东及党内许多同志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们自身从旧知识分子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担忧将来中国也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的危害之中。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义务劳动和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为什么在十三陵讲这个话？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明朝灭亡与宋朝灭亡，乃至苏联的解体都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它的学风严重脱离实际。毛泽东在十三陵讲话主要是讲干部人才培养，培养方式特别强调“大风大浪”。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足基本国情，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工作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他还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201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的重大措施，它对中国未来必将产生极为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我党的教育方针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惨痛的教训教育了曾“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黑格尔语）的俄罗斯人，他们最终又将普京推到历史舞台。苏联解体的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令人痛心和需要总结的是，苏联和苏共就是在“五大三粗”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质也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可能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可能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当年毛泽东提倡并认真推行的教育革命已在当代中国开花结果。1949年我们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20世纪50年代我们和苏联结盟，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世纪60年代，苏联领导人治国理政能力严重下降，其内外政策频频出错，而我们党则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长征路上血写的经验，没有唯“老大哥”是从。1972年，我们转向西方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使我们再一次获得更大发展。20世纪末，美国领导人极度膨胀，其治国理政能力迅速下滑，其内外政策也频频出错。“9·11”事件后，美国开始全面扩张，我们党还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也没有唯美是从。2016年6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中俄联合声明》，双方决定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权力可以交接，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成熟，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我们见证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变化：前有苏联解体，后有美国衰落；我们还见证了中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在对手们的唱衰中迄今还保持着强劲发展的势头。

　　“我们赢在哪里呢？我们赢在人才，尤其是战略性人才”。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胜利发展，应该从毛泽东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及其实践那里找源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为今天所作的深谋远虑的人才布局，尤其是治国理政人才的培养和布局，那我们可能也会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重蹈苏联的后尘。苏联当时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就是短缺政治人才。结果苏联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唯心论盛行。毛泽东说：“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当时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不是个别人的作为而是弥漫于领导集体的一种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思潮。他们真相信美国，相信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的。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1957年11月12日，毛泽东对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说：“经常改变领导是不利的，不能积累经验。一条路线的正确，必须要能够在客观上见效。列宁说，铁的纪律是建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上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慢慢形成的，因为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为此，毛泽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后，当时在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往后再走，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和美国那样国力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和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问题，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和技能传授为中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大事业。

　　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

　　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再次找回了自近代以来我们曾失去了的文化自觉，有了这种文化自觉才有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诞生的思想基础，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先进思想。这个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延安整风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汲取苏联领导人治国能力不足的教训，高瞻远瞩地开展教育革命，意在为未来造成能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的治国理政人才。

　　现在我们又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今后我们要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不仅要提升利用资本的能力，还要提升驾驭资本的本领；我们不仅需要提升治国理政的本领，还要提升参与世界治理的本领。这个斗争是非常伟大、艰巨和光荣的，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伟大的征程中，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进程。现在需要我们考虑的是，未来中国如何防止“行百里路半九十”，出现苏联式的结局？我们这一代人继承了共产党经过长征得到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从今天开始，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像毛泽东那样为未来二三十年的人才布局早做谋划，我们的国家就可以行稳致远、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

　　为此，今天我重提新中国的“教育革命”及其成就，我说的教育不是一般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我认为它是保证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征途中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时代问题”。（北京日报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