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极度贫穷和落后的西藏，在中国官方的扶贫政策下发生急剧变化。

　　藏民索朗曲培（62岁）家里，中国领导人的画像占据客厅墙上最显眼的位置，但在他家客厅和通往家人生活区域的走道上，还有另一张十分显眼的海报。

　　海报图文并茂，用藏语和汉语解释“什么是触电”，警告“电也是一件危险的事物”。

　　索朗曲培一家去年底穿越近千公里，从海拔5000多米的那曲双湖县搬到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山南市贡嘎县森布日，入住当地政府建造的新小区。

　　电视机、洗衣机、热水器、抽水马桶，现代生活设施在新居里一应俱全。和这座两层的独门独院藏式小楼一样，这些也都由政府免费提供。

　　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随山上季节性生长的牧草迁徙，索朗曲培对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器具知之甚少。外人看来稀松平常的生活设施，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就连煤气灶都是在村干部的指导下才学会使用。

　　“那边只有河里有水，到了冬天就没水，要凿冰取水。这里有自来水，很方便。”

　　只会说藏语的索朗曲培坐在保留传统藏式风格的客厅中，通过村干部翻译告诉《联合早报》记者，他对新住所很满意，海拔低、空气含氧量高，晚上能睡个好觉，也不必担心棕熊到家里捣乱。

　　上个月中旬，中国官方组织约30名中外记者，走进不轻易向外国媒体开放的西藏，展示西藏如何在官方扶贫政策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海拔极高、气候恶劣、土壤贫瘠，自然条件的先天缺陷让西藏成为中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也是中国唯一“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2015年底，西藏全区74个县区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区，贫困发生率超过25%，比全国高近20个百分点。

　　西藏急速变化扑面而来

　　官方自2016年以来，在当地累计投入近750亿元（人民币，下同，153亿新元）扶贫资金。截至去年底，西藏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每年人均纯收入达9328元。这比中国2020年的脱贫标准——年收入4000元高一倍多。

　　比这些数字更具说服力的，或许是走进雪域高原后，扑面而来的急速现代化变迁。

　　汽车驶入贫困户家中，驾车成为人们最热衷学习的技能；西藏首府拉萨有了大城市的堵车烦恼；平坦宽阔的高速公路穿过隧道，缩短山与山之间的距离，铁路、桥梁等大型基础设施仍在如火如荼建设中；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脚下，迎接旅客的不是甜茶店，而是洋派的咖啡馆。

　　在这个中国最偏远的地区，各种生产活动也在追随时代进步。

　　以“西藏粮仓”日喀则为例，当地以“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把优质的藏鸡苗、菌菇包等提供给农牧民饲养、培育，并传授他们技术，之后以较高价格收购，带动现代农业发展，帮助当地民众增收。

　　日喀则也创新发展传统青稞种植业，开发青稞饼干、青稞啤酒、青稞挂面等新产品，让这种高原传统农作物在制作糌粑以外，发挥更大的经济价值，农户种植的青稞，也因此能卖出更好的价钱。

　　这些变化奠定官方的信心基础，邀请外媒近距离观察这个高度敏感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一名官员私下轻松地对记者说：“我们对西藏很有信心，你们随便看。”

　　采访期间，官方并不限制记者在入住酒店附近闲逛、外出用餐、与民众自由交谈。

　　藏族青年憧憬现代文明

　　如果说上了年纪的藏民是在扶贫的外力下，被推着跟上时代步伐，藏族年轻人则是怀着憧憬，奔向多姿多彩的现代文明世界。

　　“以前没去过城市，不知道城市的发展，现在才知道，城市那么好。”

　　生于牧民家庭的旦增多吉（20岁）告诉记者，他没想过再回去放牧，老家的25头牦牛已经交给亲戚放养。

　　棒球帽、卫衣、破洞的牛仔裤、变色的眼镜，旦增多吉身穿便装在两层楼的新家接待记者。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这身打扮都不会有违和感。

　　四年前，旦增多吉和家人搬离牧区，入住拉萨市堆龙县的一个易地搬迁安置点。在政府安排下，他有了一份守护铁路的工作，每月扣除伙食费，到手近5000元。

　　这里是从拉萨前往纳木错旅游的必经之地，在居家就业、原地脱贫等政策下，他们腾出家中二楼房间做民宿，交给扶贫企业管理，每年分红近万元。

　　在老家连汉语都说不好的他，和记者交流时还会冒出英语。问他陌生游客到家里来住，会不会不习惯？旦增多吉笑说：“不会，客人来了招待一下就okay了。”

　　他用微信与朋友联系，闲暇时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年轻人一样热衷刷抖音、学跳爆款舞蹈、拍下视频传上网。最近，旦增多吉正和朋友研究做电商，打算开网店做老板。他说：“现在的收入很不错，但不可能一辈子打工。”

　　年轻藏民渴望走出大山

　　走出大山、走出草原，在西藏农牧民的下一代中，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梦想。

　　在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藏族学生参加机械、烹饪、旅游管理、电子商务等课程，还学习小资情调的洋派技能——泡手冲咖啡、调鸡尾酒。

　　18岁的罗卓向记者展示一杯自己做的手冲咖啡。近几年，拉萨等地的咖啡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泡咖啡成为受追捧的手艺。罗卓以不熟练的中文告诉记者，毕业后她想到拉萨的酒店工作，“不想放牛、挖虫子”。

　　罗卓所说的“虫子”是高海拔地区特有的冬虫夏草。她6岁起就随父母上山挖虫草，这也是很多藏民的传统收入来源之一。大规模的虫草采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虫草价格波动起伏，官方也不鼓励当地民众从事这项靠天吃饭的工作。

　　相反的，学习能在现代化社会中赚取稳定工资的新技能，获得官方大力支持。政府在西藏各地设立技能培训学校，让无法考入普通高中的农牧民孩子学习一技之长，也向民众提供短期技能培训。

　　中国在西藏实施15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包吃、包住、包学费，目的是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家庭的孩童不仅上学不用掏钱，假期回家还能从学校领粮食油盐。

　　一些接受过教育的年轻藏民，梦想着不仅去拉萨，还要去到更远的地方。

　　堆龙德庆区中学初三学生次仁央金（15岁）受访时说，打算明年考内地的西藏班，最想去的城市是上海。

　　这名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的女孩，两年前在政府帮扶下，从海拔4500多米的尼木老家，搬到距离拉萨市中心仅10多公里的地方。

　　女孩作为学生代表，被学校安排接受媒体采访，在镜头前几乎倒背如流地用汉语介绍自己的家庭状况、政府对她和家人提供的搬迁、就业、教育援助，扶贫政策带来的生活变化，以及她对学校和政府的感激。显然是有备而来，她自动向记者强调，“这些都不是强迫的”。

　　“我平时特别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建筑、博物馆。”她兴奋地描述自己对中国最发达城市的憧憬，虽然她还从未踏出过西藏。

　　次仁央金对现代化生活怀抱着憧憬和渴望。在学校当播音员的她私下告诉记者，她喜欢看央视，梦想成为央视主持人。

　　改变观念是扶贫工作最大挑战

　　在西藏不同地区，官员、扶贫企业负责人等都不约而同提到，改变观念是扶贫的最大挑战。

　　德吉白珍（36岁）是距离拉萨市区不到100公里的当雄县羊八井镇一个村庄的干部。这个集中搬迁的安置点设有温泉治疗风湿病的设施，主要接收生活在高海拔、长期被风湿疾病困扰的贫困牧民。

　　三年前，德吉白珍驻村不久后发生的一次“集体逃离”事件，让她印象深刻。

　　以放牧为生的村民搬迁到新环境，就业成了问题。为了让离开草原的牧民有稳定收入，德吉白珍努力说服拉萨一家饮料工厂，雇用50名待业家中的村民做装卸工。

　　无需专业、不用文凭，原以为这份每月工资5000元的工作很适合这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让她沮丧的是，前一天刚把村民送到工厂安顿下来，第二天所有人都回家不干了。

　　“他们只愿意放羊放牛，没有时间观念，不喜欢被人约束，完全不习惯工厂上班的状态。”

　　经过好一段时间的游说和引导，当地人的就业观念彻底改变。据德吉白珍介绍，当时“逃离”工厂的年轻人也全部就业，有人成为附近一个地热旅游区的服务业主力军，也有人在合作社当驾驶员。节选（联合早报 杨丹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