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日前称，美中“被广泛描述为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对华政策现在将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主导模式将是竞争”。坎贝尔的对华政策表态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拜登政府继续加码对华遏制和施压的政策宣示。世界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并对世界格局产生影响，这是事实。但将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提高看作对美国的挑战甚至威胁，将中美竞争定义为无可调和的博弈，美方显然忽略了中美竞争的复杂与多面性。

　　中美在经贸领域有摩擦，但中美不存在市场占有和资源占有方面的根本性分歧，中美经贸利益冲突在很大程度是可协调的。中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仍然大于竞争性，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处于全球第三梯队，美国长期占据第一梯队，近中期难以撼动。中国在制造规模上有优势，但美国高技术领先优势仍明显。技术优势比规模优势更难以替代，更具决定性意义。中国出口仍在中、低端，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密集型产品正在成长但难与美欧日全面抗衡。本质上，中美在许多领域的合作仍是必要而且不可避免的，而竞争则是可控、非必然的。

　　中美存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差异，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争并不必然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与对抗。尼克松总统在上世纪展开“破冰之旅”时，中国还没改革开放，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美国及西方社会事实上接受了中共执政，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经验表明，不同社会制度没有妨碍两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另外中美两国文化包容性都很强。不少中国人喜欢美国的文化，美国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也总体持开放态度，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两种文明不能和谐共处。

　　当前困扰两国关系的大部分分歧，经贸摩擦，涉及南中国海、东海的权益之争，涉台、涉疆、涉藏，都是“老”问题。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中美关系发生巨变，又产生了新问题，比如涉港问题、贸易战、科技战、人文交流遇阻等，背后动因在于中美相对力量的转变，力量格局变化又带来对对方战略意图判断的变化。美方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导致其快速增长的综合实力用于动摇甚至推翻美国的霸权，因此中国的任何发展与进步都变成对美国的“威胁”，无法妥协；而中国则已经感受到美国对华战略正转型为全面遏制中国，美国已下决心与中国全面对抗。

　　中美竞争历来有之，但当前出现一个现象，美国有意将中美之争解读为正义与邪恶的竞争，将中国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模式全面妖魔化。这体现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蛮横一面。在中国看来，中美竞争不论涉及利益之争、权力之争、秩序之争还是制度之争、文化之争，都非不可调和，只要秉持适当的竞争观，中美之争都可成为“善与善之争”，而非“善与恶之争”。

　　善与善之争不需要对抗和冲突。中国在早些时候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中美关系，美国接受了“不冲突、不对抗”，但没接受“相互尊重”，即不接受中国在海洋、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维护“核心利益”的主张和做法。这些问题关系到地区秩序与主导权，暂时难以调和，中美需在这些领域构筑防线，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避免发生危机和冲突。美国也不认为在现有国际秩序下，中美通过合作可以“共赢”，美国一些人认为，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美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输给了中国。基于此，国际经贸秩序需要调整，中美不妨坐下来耐心磋商，谋划新的“布雷顿森林”谈判，携手构建国际经贸新规范。

　　中美之间的竞争可以成为良治的竞争或者竞赛，这不但符合中美两国最大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良治竞赛可以有效管理及处理中美当前存在的主要分歧。中国和美国的治国模式都是基于自身实际、经历长期实践形成，任何一方都不会放弃自己的治国经验和原则而盲目拥抱对方。任何一方有这样的幻想，都无助于构建稳定的双边关系。中美应当学会接受对方之不同，在此前提下建立新的交往模式。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奋斗历程才走到今天，汲取了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不会重蹈“国强必霸”覆辙，也不会重复苏联与美争霸的错误。中国从未也不会谋求“势力范围”，更没在国际体系中压倒美国、夺取主导权的意图。中国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准备与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长期和平共存，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对于未必产生的霸权之争，全球面临的发展问题远为迫切。数字技术、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全方位、全领域、全球化特征，中美两国对此都很难说做好了充分准备。中国式治理既坚持自身特色，又汲取大量国外成功经验，拥有所谓“后发优势”。美国作为领先国家，经常站在“无人区”，需要不断探索新经验。两者都无可替代，更需要相互借鉴，互促发展，或者如基辛格所说，共同演进。（来源：环球时报 作者：廖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