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复旦大学正式回应称：经调查，认定张文宏博士学位论文符合当年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附录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不影响博士学位论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水平，不构成学术不端或学术不当行为。


　　从8月15日接到举报启动调查，到23日正式回应举报，复旦大学用8天时间就还给张文宏“清白”。负责的行动、高效的调查、及时的澄清，体现了复旦大学的履职担当，也让各种舆论杂音得到及时的消弭。但是，仅仅为张文宏正名远远不够，及时高举法律利剑，严查此类恶意举报者，让其付出应有代价，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应有之义。

　　“遭受不实甚至恶意举报，安徽合肥警方为6名民警正名”“黑龙江查处恶意举报行为8人，为67人澄清正名”“四川德阳澄清正名67起不实举报”，近年来，各种恶意举报事件频发，在网络空间更是大行其道。有的举报捕风捉影，只要某人火了，就不加核实的向上举报；有的举报是添油醋，只要发现一点问题，就四处东拼西湊、胡乱嫁接散布；更有一些举报，则是恶意杜撰、凭空捏造……归结起来，这类恶意举报者主要目的就是蹭热点、争流量、拉人下水、打击报复，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从本质上说，举报是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检查监督权，是相关获取案件信息和线索的重要途径，还是保障公民民主权利，实现政治法制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在各种监督举报渠道畅通后，一大批举报的问题线索让一个个大老虎落马，一系列大案要案也在举报中得以查处，举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硬币总有两面。举报渠道畅通、成本低廉、行动快捷、查处高效，就被一些不怀好意者利用，不实举报、恶意举报者就相伴而生。譬如，落马不久的北方工业大学副校长沈志莉，其主要违纪违法事实中，首先被提及的是“政治品行恶劣，多次匿名诬告”。再譬如，沈阳贪官李英华，中央纪委网站也曾通报其“违反组织纪律，为谋个人职务晋升诬告他人”。相比于“落马老虎”手段，网上这种恶意举报更甚、理由也更简单，“只要我不喜欢，举报他。”“我看不顺眼的，举报他”“和我利益有冲突的，举报他”。

　　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恶意举报带来负面效应极大，危害不容小觑。首先，令被举报者消解志气，干事勇气。尽管被举报者心里无愧，但必然承受着相关部门调查和各种舆论的压力，难免会消解其干事锐气和勇气。其次，扰乱调查机关工作秩序、增加工作成本。正像“花上八毛钱，折腾你一年”这话所言，不查没作风，要查又要投稿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意举报之风还污染了正常社会生态、败坏了社会风气。即便最后认定是恶意举报，举报者也无需付出代价，无疑使这种不良之风得以助长，下次更甚。

　　恶意举报行为难道真的就是可以零成本、无代价、不负责吗？显然不是！《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也明确了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等违法活动。这类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国家和各个地方均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类行为都有明确的约束和规定。

　　扶正必须祛邪，激浊方能扬清。面对这种“恶意举报”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建立合理投诉举报受理制度，明确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对恶意举报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予以必要的惩戒；规范投诉举报处理流程，提高对恶意投诉举报信息的识别和处置能力；加强与监察、公安、网信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应对恶意举报现象联系机制；加大法制宣传力度，让举报者树立底线思维，用好手中的权利，避免类似恶意举报行为的发生。

　　唯有如此，才能让那些“想告谁就告谁、想怎么告就怎么告”的恶意举报者无路可走，才能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和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看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