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企业逐渐壮大，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引起了中国监管机构的重视。

　　就在许多人认为针对阿里的监管风暴已暂告一段落时，和阿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各路人马近期却因负面消息频频登上热搜。

　　从多次为阿里集团站台的中共杭州原市委书记周江勇，到与阿里有深度商业合作的中国女星赵薇，再到曾是阿里文娱板块负责人的高晓松，都成了众矢之的。



　　这些曾在各自领域叱咤风云的人物能与当时风光无两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相互成就”，一方面说明这些人都非等闲之辈，另一方面也足见当时的阿里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关系网。

　　过去20年，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赶上了一个难得的自由时代，一来中国政府鼓励互联网创新，宽松管理；二来政府在这一领域没有及时制定出完善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使得这些信奉丛林法则的互联网公司，利用了规则制度上的漏洞大肆疯狂抢占资源，圈钱圈地、占山为王。

　　细数中国互联网巨头公司的发展史就会发现，这些公司早期几乎都曾有过抄袭、盗版、侵权等黑料，而后期也都曾涉及过垄断、大数据杀熟、侵犯数据隐私等问题。

　　随着阿里创始人马云在去年痛斥中国金融监管系统后几乎销声匿迹，旗下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以及阿里被开出巨额反垄断罚单，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全面监管才正式拉开了序幕。

　　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早前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对其他行业的垄断行为已经多次亮剑，但在互联网平台上，反垄断法形同虚设，今年4月出手重罚阿里，不仅仅是针对阿里，也是对所有互联网巨头过去垄断和不正当行为的一次清算。

　　中国对互联网行业的整顿涉及面之广，程度之烈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过去互联网公司游离在制度之外所欠下的一笔长期旧账，以这些公司过去所获得的资源来看，他们现在所承受的监管压力并不为过。

　　同时，也不难想象，在这一批互联网企业呼风唤雨、野蛮生长的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如周江勇、赵薇和高晓松这样的人物，他们搭上互联网经济高速扩张的快车，与这些巨头公司的利益深度捆绑，共同分享红利摘取果实。

　　然而当中国政府出手对整个行业进行整顿时，这些曾经和阿里们有着盘根错节利益关系的人也就首当其冲。

　　对于官方来说，拔掉这些人还有着杀鸡儆猴、以儆效尤的示范作用。

　　中美科技战拼的是“硬科技”

　　《经济学人》8月一篇报道指出，中国过去20年取得的所有成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科技产业的崛起，实现弯道超车的中国互联网科技行业可能成为挑战美国科技霸权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北京决定下重手整治这个价值4万亿美元（8316亿新元）的行业时，外界会那么震惊。

　　文章说，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让中国更加确信需要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上更加自主，这就要求将更多资源、人才都投入到“硬科技”中。官方限制社交媒体、网游企业的发展，可能有助于把未来的工程师、程序员引导到“硬科技”企业。

　　《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也分析说，在北京看来，科技分两种类型：一种是锦上添花型，另一种是不可或缺型。拥有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和其他消费网络公司固然不错，但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取决于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群聊应用或网约车服务。换句话说，“硬科技”才是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决定因素。

　　“硬科技”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是在2018年12月6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时明确提出：“引导企业和社会增加投入，突出‘硬科技’研究，努力取得更多原创成果。”

　　隔年11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也指出，要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

　　早在2010年前后，中国就有“海归”网民发出感叹说，美国在搞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之类的硬科技，中国却在忙着搞商业模式创新的互联网科技。

　　无可否认的是，因制度缺位而产生的自由发展空间，加上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互联网科技公司创造了无数商业奇迹。三四年前，中国网民曾津津乐道国家的新“四大发明”，其中就有三项和互联网产业挂钩：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当时也曾发文称赞，“新四大发明”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深刻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引着五大洲目光，是中国复兴路上的精彩篇章。

　　然而随着互联网企业做大做强，覆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后，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浮出水面，开始引起中国监管机构的重视。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中国领导人看来，互联网公司给社会带来了没有在私募市场价值中得到反映的各种成本，例如蚂蚁集团等公司对金融系统的稳定构成威胁，或是线上教育助长的社会焦虑等。

　　此外，互联网企业利用算法压榨底层劳工的现象也很突出，《人物》杂志去年9月就以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掀起舆论很大反响，人们开始意识到，所谓互联网带来的便利和速度，其实是建立在这些长期奔波在互联网食物链最底端的外卖骑手身上。


　　去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让社会开始关注这些长期奔波在互联网食物链最底端的外卖骑手待遇。（彭博社）

　　马光远前述文章也指出，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大多不是高科技公司，而是投资公司，通过层层投资，垄断了互联网的整个生态。而这种生态和中国在科技战中需要耕耘的“硬科技”有着本质区别。

　　“硬科技”概念提出者、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联席CEO米磊今年5月曾撰文说，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在于硬科技。美国的打压让中国形成了共识，开始真正重视硬科技。

　　但米磊也说，硬科技的曲线是前十年“十分耕耘，一分回报”，一旦过了拐点，呈现的便是指数型增长的态势。而这却是大多数人接受不了的。硬科技是一种思维，赚的是长钱、慢钱，但最终是大钱。过去互联网时代急躁的思维害了很多人，而事实证明，不一定都要搞互联网营销，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互联网对年轻一代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曾这样形容中国的互联网发展：中国受到极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聚集在被称为“创业导师”的中年男人们周围，彻夜不休地燃烧生命，只为了在一轮又一轮如何送菜送饭、洗车洗脚、美甲美容、搭讪艳遇、借高利贷、联结窗帘和电冰箱的挑战赛中搏出更好的名次，然后击鼓传花，快速传给下一棒。

　　而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钻研的名次核心，也正是曾经炙手可热的“互联网思维”的体现。

　　由中国另一互联网巨头百度创始人李彦宏最早提出的“互联网思维”，是利用互联网信息的优势，围绕用户体验、平台、流量、跨界、大数据等，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

　　但随着互联网的野蛮生长，互联网思维在实践过程中也演变成了一种短线思维。有分析指出，很多企业学习互联网思维，只是学到了互联网营销，通过虚假营销，粉丝水军制造产品优势，而产品本身如何却变成其次。

　　这种短线思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择业观，他们更愿意选择来钱快的消费行业或者服务行业，而避免去需要更长时间深耕的行业。

　　互联网的短线思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年轻一代的择业观，他们不愿意去从事需要更长时间深耕的行业。

　　同时，这种思维也助长了另外一种风气，年轻人发现学习一门技术并非生存必需，送外卖、做网红赚快钱也是一种生活选择。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4月就曾报道说，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宁愿选择工资较低的快递工作，而不是在每天需要站在流水线前至少八个小时的工厂打工，因为前者相对自由。

　　随着社会老龄化，这种趋势显然不利于中国维持其经济火车头的前进速度，对官方来说，不能放任不管。

　　有评论者说，当今对互联网行业有种种不放心的，其实不只是中国政府，全世界都一样，包括互联网老大哥美国。但在美国，资本分配上主要还是市场说了算。中国政府现在要尝试驯服巨兽，在限制其兽性与破坏力道之际，同时也希望将其神力释放出来为己所用，这是一场豪赌，结果如何将举世瞩目。（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