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今天（8日）发文称，他深感做媒体越来越难，媒体从业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地政府对媒体的具体要求给媒体工作形成越来越大的干预力。
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胡锡进今天在个人微博发文说，他自己经历了传媒业的变化，深感做媒体越来越难。社会对媒体的要求、寄予的希望很高，但很多人对媒体的根本性质、它为推动社会进步所应扮演的政治角色并不了解。
他写道，从报纸到广播到电视再到互联网，都是西方发明的，其中自带了西方的体制因素和价值观。传到中国，一方面要使用好它们的传媒属性，一方面又要将它们“中国化”，使之契合中国的政治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中国的媒体人必须是一群探索者，而且他们承担的是中国探索最艰难的部分之一。”
他指出，探索注定是中国媒体人的集体担当，怎样做得让中国媒体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扮演积极有作为且恰当的角色，是中国媒体人独有的使命。
他认为，媒体人群体以及领导他们的宣传部门应当是实现这种探索的主体，作为一条战线，他们应该得到信任、拥有自主空间，但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从业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这些干预绝大部分来自宣传部门之外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地政府，以及有影响力的各种机构，他们“要求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服务式的紧密配合，不断提出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特别是他们遭遇负面舆情时希望媒体沉默，帮着事态降温。”
胡锡进称，这样的具体要求总体上呈增多之势，对媒体的工作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干预力，压缩了媒体自我探索支持国家推进路线方针政策的空间，这样的趋势很值得商榷。
他说，宣传战线要向国家整体利益负责，虽然国家利益很多时候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具体部门和各地的工作来体现，但毕竟不是划等号的。媒体过多沉溺于服务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就会冲击媒体自身的新闻属性，实际结果是国家体系性的功能损失。
他认为，只要政治大方向坚定，媒体出严重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出错主要是技术性的，个别媒体的价值取向出了偏差，是另一回事，多数情况下是政府部门或地方上某个不严谨的表态或者某个不当决定捅了篓子，媒体犯的“错”往往是报道了该事件，形成了所谓“炒作”。他认为，这应由差错的源头承担责任，而非媒体。
他最后指出，媒体乃“公”字当头，非私营机构，虽然分工不同，但守卫的是中共所交给的舆论阵地，“希望包括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不断给予媒体支持、包容和鼓励。”（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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