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龙总理针对国会特委会报告演讲实录：国会议员必须持心公正，以正直的风范发言和行事，始终将责任放在个人之上。

议长先生：

　　根据今天的议程，我们辩论的是国会收到特权委员会的报告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但正如国会领袖刚告诉我们的，我们面对的更大问题，是新加坡的民主应该如何运行。我们的民主制度的良好运作，需要哪些必不可少的机制、规范和价值观？我们如何把这些普遍原则贯彻到具体案例中，比如我们正面对的这一宗，来保护这些机制、规范和价值观？我们要如何为了未来而保障我们的民主，确保民主能带给我们幸福、繁荣与进步？这是三个我今天想讨论的、更本质性的问题。

　　国家体制的基石

　　一个国家的民主的品质，系于人民的价值观。人们判别是非黑白、他们认为何事重要、他们拥护什么使命、他们拥抱什么理念。不管你观察什么例子，在历史的任何时刻，你都会发现运行良好的民主都有清晰、有力的规范。这些规范被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以及有志成为治理者的人所维护。这是健全的民主制度能选出优良、有正确价值观并不会腐化的人的方法。这会启动一个良性循环，好的民主产生好政府、好政府产生好政策。

　　这个循环必须由牢固的机制来支撑和延续。国会位处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塔尖，这里是讨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地方，制定法律的地方，投票表决财政预算案的地方。政府在国会制定方向、提出政策，通过国会向民众负责；反对党在国会监督政府，同时若执政党失去民心，反对党就是候任政府。

　　为了履行这个关键职务，国会必须被尊敬，其成员、流程和程序必须被信任。

　　清楚的规范和不可被腐化的价值观，对于保护国会的尊严和威信至关重要。

　　如果国会的威信被质疑，整个系统就不能运作。这是为何我们须要对国会成员制定该有的规范，并小心维护这些规范。始终说实话，做对新加坡而言正确的事。即使有时这样做是困难或尴尬的，事实上，尤其当这样做是困难或尴尬时更需要如此。如果有事情搞砸了，或犯了错误，就要承认并负起责任，不要躲、藏、闪，或编织更多谎言，来混淆或掩盖原来的小谎言。

　　正确的规范，只能由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来维护，因为这些规范不只是人们为了观感而遵守的社会惯例，它们必须是当事人相信与坚持的内在价值观的对外展现。

　　国会议员必须持心公正，以正直的风范发言和行事，始终将责任放在个人之上，把国家放在政党之上。我们的最高职责，我们终极效忠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政党，而是新加坡。这是为什么在就职时，国会议员宣誓“对新加坡共和国忠诚并效忠”。事实上，这适用于所有参与新加坡政治的人，不论是不是国会议员。

　　毕丹星先生的前助理、工人党干部罗佩英告诉委员会：“这深深刺痛我，但对我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的，是对我的国家诚实。”我相信这个国会里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同意她的说法。

　　我们的民主制度也有赖于新加坡人民、选民承认、坚持、支撑同样的这些规范和价值观。这样，他们自己就能辨识—就像罗女士一样——辨识错误发生，并在那些有权势或有志于获得权势的人的行为达不到这些高标准时，向他们追责。民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正常运行的。

　　公共信任

　　向选民与他们的领袖灌输正确的价值观，是数十年的工作，它需要不懈的努力和热情，而且不总是成功。

　　有许多国家在崇高的理念和价值上成立，但在多数的情况下，在建国领导人和建国一代之后，经过多年与多代人，事情就慢慢起了变化。事情开始时，都有着强烈的激情，那些奋斗并争取到独立的领导人，往往是有巨大勇气、深厚文化和突出能力的非凡个人。他们通过了火的试炼，成为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他们是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们、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们，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建国元勋。

　　带着巨大的个人声望，他们立志达到人民的高要求，建设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为他们的人民和国家塑造一个新的未来。然而，在最初的热情之后，接班的世代往往发现很难持续这样的动力和使命。这些国家建国时是理想主义和奋发的健康民主政体，但日子久了，社会的基调就变了。这太容易了：这里一个闪失、那里一个盲点、一处敷衍、一点偷工减料，慢慢事情就走下坡了。政治的质感变了，对政治人物的尊敬减低。再过一阵子，选民就会认为这就是常态：你不能期待有更好的。于是，标准堕落了，信任被侵蚀，国家进一步衰退。

　　今天的很多政治体系，会让他们的建国领袖们都不太认得了。本古里安的以色列虽然在两年内举行了四次全国大选，却已变形为一个几乎组成不了政府的国家。以色列一批资深政治人物和官员面对连串的犯罪指控，其中一些人已入狱。根据一些媒体报道，在尼赫鲁的印度，人民众议院里有半数议员面对犯罪指控，其中包括强奸和谋杀罪的指控，虽然据说这些指控中有许多是政治原因驱动的。

　　有什么可以避免新加坡走上同样的道路吗？没有。我们在本质上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聪明或更贤良。现代新加坡并非天生就有万无一失的机制。

　　我们的建国者竭尽所能，奠下牢固的基础，建立坚实的机构。就算在当时主要的反对党社阵1966年决定放弃议席，出走国会，把整个场子都留给人民行动党，我们的建国者坚持守护国会的民主和多党的制度。李光耀先生曾经说明，当时，在人民行动党完全主导的情况下，他原本可以修改宪法，让新加坡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他刻意不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竞争和赢得选举的必要，执政党承平日久，会变得自满松弛，而那对新加坡会是灾难性的。

　　我们的建国元勋因而采用了更为健全的做法。他们让政治保持竞争性。他们建设体制——国会、司法机构、公务员制度、警察部队和武装部队；之后还设立了民选总统和总统顾问理事会——让新加坡的运作更具韧性，而不仅是依靠几个关键人物操控权柄。然而，体制仍然须要合格的人来掌管，得在很多领域选贤与能——部长、议员、法官、公务员、很多领域的专家。他们必须有能力和奉献精神，有心为公共服务，更重要的诚信和正直，让新加坡人能依靠他们执行公务，以新加坡为先，让国家得以成功。这便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制度的由来。

　　我们须义不容辞——每一代人皆如此——保护并完善我们所继承的制度。这需要我们刚正不阿，贯彻规定且坚持高标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确保没有人享有法外特权。如果我们能这么做，且由始至终、一以贯之、毫不动摇地这么做，那我们或许有成功的机会。当被治理者和治理者共同拥抱且践行正确的规范和价值，人民就会信任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制度，以及我们的体制。我们的民主就能够成熟、深化并变得更具韧性。新加坡便可继续茁壮成长。可是如果我们有所松懈，这里稍稍放松一下标准，那里破例对谎言视而不见，这个良性循环就不再顺滑并开始衰败。

　　是什么关键因素让这个良性循环循环不息，让新加坡蒸蒸日上而不是每况愈下？那就是信任。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Shultz）在庆祝自己百岁诞辰时，对此有所省思。那是在2020年的12月，他在百岁生日时写了一篇报章投函，说自己漫长生命的最重要教训是：“信任是国家的硬通货。”他写道：“如果信任存在，好事就会发生。如果信任荡然无存，好事便不会发生。其他都只是旁枝末节。”

　　我们在冠病疫情见识了这个道理。一些国家应对得比其他国家好，信任就是关键因素。我重申这点已经两年多了，但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最近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这点。报告研究了多个国家后发现，那些信任度高且贪污现象低的国家，感染率相对慢，疫苗接种率更高。因为人民相信政府，彼此信任，比投入多少资源于医疗体系，更能产生不一样的效果。相较于国家是否有全民医疗保障，人民是否彼此信任，人民是否相信政府，才是决定性因素。新加坡很幸运，属于这类高信任感的社会。我们在疫情期间继续加强互信，但我们今天所享有的是过去几十年耐心、孜孜不倦、一步一脚印，从不允许任何侵蚀，才有了这个我们赖以投入战斗的巨大资产。在其他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美国，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几乎瓦解。四分之三的共和党人被说服2020年的总统选举结果遭窃取，拜登先生并非合法的总统，特朗普先生应该是现任总统。当相当一部分的国民相信民选政府是非法的，你又如何支撑整个政治系统？所有议题都政治化了，政府运作陷入僵局，国家蒙受伤害。这也是为何那么多美国人拒绝接种疫苗，拒绝戴口罩，反抗旨在保护他们安全的防疫措施，导致那么多人染疫身亡。或者看看方兴未艾的英国“派对门”丑闻，发生在“议会民主之母”的西敏寺。官方调查报告把丑闻归咎于“领导力和判断力的失误”。由于漠视自己制定的规则，现任英国政府严重挫伤了信任，在防疫上失去了公信力。

　　新加坡今天或许是高信任度的社会，但没有任何保证我们将继续如此。我们坚定不移地保持高标准，确保我们的领导人体现正确的价值，发生错误时及时指出，该惩罚时严惩不贷，维护我们体制的尊严，不把人民的信任当作理所当然，并永远不允许谎言、不实陈述、谬误成为被接受的政治规范。

　　特权委员会

　　这是我们辩论国会对特权委员会报告的立场的存亡攸关所在。辣玉莎女士在国会撒谎，在8月3日撒谎两次，第三次是在两个月后被质问时的10月。随后，她承认对国会撒谎。为了处理这个滥用国会特权事件，我们成立了特权委员会。辣玉莎女士和其他证人被传召供证。委员会在得出几经推敲的结论前，进行了广泛的商议。结论是辣玉莎女士有罪，并须为每一次的撒谎行为罚款。我希望所有议员能同意调查结果以及对辣玉莎女士的惩罚。

　　但是在委员会的调查过程中，另两个重要的问题浮现了。特权委员会就此提请国会注意并建议国会如何处置。

　　第一，工人党三名领导人——毕丹星先生、费沙先生和林瑞莲女士——教唆辣玉莎女士继续在国会撒谎。若果真如此，这一不当行为堪比或更甚于辣玉莎女士在国会发表不实陈述。国会必须予以处理，但还必须先厘清第二件性质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如国会领袖所阐述的，三名工人党领导人在宣誓说真话后，对特权委员会做出不实陈述，以便掩盖他们指示辣玉莎女士继续撒谎。委员会清楚发现，这三名议员对委员会所宣称的高尚意图，以及他们的实际作为，或更多时候是不作为之间，引人注目的自相矛盾铁证。就算在工人党领导人之间，他们的说法也存在严重的不一致。在宣誓后不诚实并非小事。那意味着撒谎，尽管信誓旦旦要说真话。这一次，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在连续几天多个小时的质问下反复如此。委员会的评估是这些不实陈述并非意外或偶然失误，而是刻意、有预谋的行为，目的是误导和欺骗。这种行为不仅是违反了国会特权，一旦被法庭确认，就等同于作伪证——在宣誓后撒谎，而作伪证是一种严重罪行。

　　因此，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是三位议员指示辣玉莎说谎？第二，是三位议员自己在宣誓后说谎？如果这两者被证实确有其事，会让工人党领袖非常难看，尤其是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两个问题如果没有好好处理，会让国会蒙羞，让这个庄严崇高的机构名誉扫地。

　　一些人问：“说谎的不是辣玉莎吗？为什么工人党领袖被更严厉地对待？”（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