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外交的反复无常，使得美印关系从一开始就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摇摆不定，深受缺乏信任与尖锐分歧的影响。


　　9月9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总理莫迪欢迎到来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左），两人握手寒暄。（法新社）

　　印度除了须要面对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生前一针见血指出的那些棘手的内部结构问题外，还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印度外交的反复无常。这使得美印关系从一开始就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摇摆不定，而深受缺乏信任与尖锐分歧的影响。

　　《美印联合声明》的签署不仅正式宣告美印结盟已初具雏形，而且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因为一般并不太看好美印结盟，但这次结果说是美印关系上的一个里程碑亦不为过。因为双方的合作面已超过所有盟国，几乎涵盖包括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等方方面面的细节。

　　可以说，中美博弈以及俄乌战争中的最大赢家应属印度无疑。新德里不仅在俄乌战争上两面平衡，两头讨好，既表示态度中立而赢得普京好感，趁机从俄国的石油天然气中大赚特赚，又因莫迪对普京的直面批评而大获西方好感，为各国竭力拉拢争取。而且因中美博弈之紧张持续加剧，尤为美国所看重，并使得印度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急剧提升，以至于拜登政府必须有求于印。《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迈克尔·舒曼为此写道：“甚至容忍莫迪政府日益威权的取向。美印关系的这种矛盾不仅使拜登政府奉行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受到印方质疑，也挑战美国基于冷战经验的联盟战略。”

　　显然在美国开启的此次新冷战雏形中，欲借助印度联手遏制中国之目的已昭然若揭，其印太战略也就由冷战时的“联巴（巴基斯坦）抑印”调整成“联印抑华”，就像二战及其后美国由原先奉行的“联华抗日”战略，在冷战期间摇身一变为“联日抗华”一样，使日本成为战后亚太最为得利的渔翁。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日本是日本，印度则是印度。日本曾经借中美冷战而一飞冲天，不代表今日印度能借中美新冷战甚至美印结盟，也一飞冲天。因为印度自有其自身的问题。这在笔者近期拙论《美印结盟将会对亚太地区产生哪些影响？》（《联合早报》言论版7月6日）曾略有提及但未及展开。

　　印度除了须要面对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生前一针见血指出的那些棘手的内部结构问题（即由于种姓制度、官僚主义以及精英阶层不愿面对纷繁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群体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很难达到应有的经济效益与规模）外，还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即印度外交的反复无常。

　　这使得美印关系从一开始就在友好和敌对之间摇摆不定，而深受缺乏信任与尖锐分歧的影响。正如舒曼所言：“印领导人有时与美达成一致，有时又可能为与美国的敌人谈判而改变主意。”舒曼还将此问题直接上溯至印度独立后的开国总理尼赫鲁时期。

　　1949年10月，杜鲁门政府就曾强烈希望拉拢这位首次访美的印度领导人，寄望于印度能成为美苏日益扩大的对抗中的盟友，就像日本一样。但美印在世界观上出现的根本分歧，令两国渐行渐远。“尼赫鲁认为将世界划分为相互竞争的集团，本质上是危险的”。在他看来，印度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追求和平”，而这一划分的过程，就加剧了印度“一直”试图避免的冲突。

　　但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一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印巴之间绵延几十年的争战了，所以印度外交中的“特立独行”，还须要我们去更深入研读。在这方面，印度国会议员、前外交国务部长塔鲁尔的解释颇值得注意。在他看来，尼赫鲁的想法其实植根于对英国200年殖民统治中，一直代表印度在国际舞台发言的一种强烈逆反。因此，1947年印度独立后，不仅不再希望任何国家继续影响印度行动和意见的独立性，同时也标志着印度对自己世界大国地位意识的觉醒。这才是尼赫鲁在冷战期间，完全不愿意加入任何联盟的原因之一。

　　当然，笔者认为，不结盟也不必然导致印度就应完全倒向苏联并移植苏联经济模式。正如舒曼所言：“尼赫鲁的立场因他对苏联的钦佩而变得复杂，尤其是他向国内引进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背后原因一方面可从对殖民主义产生强烈逆反的民族主义情绪去理解，另一方面也有尼赫鲁迫切想对因宗教、地域、民族而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的印度，予以集权重塑的强烈愿望。

　　尼赫鲁太想带领印度人民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了。这种前殖民地强烈逆反的情结，以及对国内四分五裂且极度落后的状态极度不满的心理变化，又有几个西方政治家能真正理解？也正是在这意义上，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战近尾声时，受美国政府委托所写的《菊与刀》，就为美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国民性，以及应该如何管理日本等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

　　不过话说回来，从前殖民地走出来的真正伟大政治家，一定是既能认识到殖民给本国所带来的伤害，又能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超越出来，尤其是还能深刻认识到殖民制度中的优秀成分，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者。换言之，他们具有超强的政经敏感性，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是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李光耀就是这样极少数的建国者。

　　通过对尼赫鲁的分析，我们也可清晰看到印度总理莫迪同样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家利益权衡的双重驱使，使印度继续在国际事务中“特立独行”。这种不确定性必然会在将来导致美国的高度焦虑。尤其是当面对美印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时。因为如果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外交传统及指导方针不变，美国就注定既是合作伙伴也必将是潜在竞争对手，即使两国之间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正如美国印度政治专家弗兰克尔所指出：“印美问题在于，尼赫鲁关于印度终将成为超级大国的信念，在美国决策者的世界观中毫无立足之地。”

　　这正是今日中美摩擦和冲突的最主要内在诱因之一。正如拙论《中美冷战的铁幕已然落下了吗？》（《联合早报》言论版6月2日）所分析：“要说中美之间外交基调上的不合，恐怕更多的是随着中国的国力上升而急欲摆脱自1840年以降丧权辱国、积贫积弱的阴影，从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所致。这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对于一个有着4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对于美国人来说则是难以想象甚至不能理解的，并因此成了引发美国人诸多误解或偏见的渊薮。”

　　换言之，今日美国出于遏制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战略，不惜放低身段拉拢印度结盟，主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今日的印度实力还相差太远，不足为虑。一旦印度处于今日中国的位置，则美印矛盾大概率也会变得难以调和，到那时竞争就一定会超越合作。（联合早报 杨军，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阿什民主治理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