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粮食安全和大食物安全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一个时期以来，各个方面有关粮食安全的讨论是很复杂的，也使粮食安全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这使我回顾起以前这几十年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四次有关粮食安全、耕地红线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在我能够回忆到的有关因素中，似乎每一次的讨论都不是粮食出了问题。


　　在1995年那次有关粮食问题讨论的时候，我曾经发表过文章，当时提法叫——做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我印象中那篇文章被好几家刊物转载。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能想到的大概有四次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82年开始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同时期其实是农村乡镇企业和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非常快的时间段。从1982年到1984年，农村乡镇企业迅速增加，大量的农民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开始进入农村中的这些设立在乡村的企业务工，农民的收入当然有明显的增长，同时也拉动了城市经济，这个大家都不否认，但是1985年粮食减产，其实是因为城市收入增加了以后，人们对副食品的需求增加，农村中发生了很多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开始调减了粮食种植面积，1984年粮食高产，有些部门拒收限收，压级压价，农民卖粮难等等这些现象发生，粮价也上不去，影响农民收入。所以1985年农民就自发地调整了种植结构，上了比较多的经济作物，减少了粮食种植面积，于是1985年粮食就减产了几百亿斤。正常情况下，粮食产量是有周期的，叫做两丰一欠或者叫两丰一平一欠，或者两丰两平一欠，基本上三年一个小周期，五年一个大周期，从1985年的情况看，本来是符合我们所说的两丰一欠，或者两丰一平一欠等等小周期规律的，但是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主要的争论是认为粮食安全影响全局。

　　其实不是不够，不是粮食当时的产量不够了，而是因为当时农村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后，它在市场上所表现出的竞争力，几乎不用国家批什么土地，就是自己村里边的企业占了自己本村的土地，自己用了本村的劳动力，原来农村集体有点现金结余，就变成了投入的资金，所以三要素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它完全不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内，因此跟当时城市的产业经济就有一些矛盾。所以客观的看1985年第一次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的本身，其实并不是粮食问题引起的，尽管那一次粮食确实有几百亿斤的减产，主要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引起跟城市产业之间的一些竞争关系。那次就不是粮食的问题，而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第二次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就是粮食安全问题讨论，是1995年前后。中国90年代中期开始融入全球化，大量引进低端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的，当然也带有一些污染的企业开始大面积进入中国，带动了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对外转移，尤其是在90年代上半期乡镇企业出现了严重的不景气，大量在农村企业务工的劳动力流动外出打工。那时候有个美国的评论家叫莱斯特·布朗给了一个分析，认为如果中国也像西方那样进入现代化，仅中国人要想像西方那样拥有轿车，停车场就会占掉大量的面积，这样中国的耕地就会大幅度减少，如果再想拥有私家车，就得修各种各样的道路，又要大面积占有土地，这样就没有人能养活你们。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讨论话题，叫做谁来养活中国，后来当然他又提中国的水资源也不够，你们也不能养活自己。从1994、1995年前后，一方面是劳动力外出打工，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加快了和国际大循环的融合，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确实形成了一些对土地的占有，再加上地方财政严重不足，征地去变成财政开支，所以这个趋势确实存在。当然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所提出的质疑也引起了国内的一些讨论。

　　一方面我们开始派人出去向国际社会做解释，中国虽然在加快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都在加速，但是当时中国自己测算，我们的单产是在大幅度提高的，再加上技术手段等其他的生产力要素（比如化肥等等这些投入越来越多），认为中国人的粮食生产能够保证自己需求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开始把粮食的数量指标，特别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升，当成了一个重要的粮食安全的指标，当然这一方面是回应国际人士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另外一方面确实在90年代，开始强调“省长米袋子”、“市长菜篮子”农业的所谓安全责任，要求地方政府来为主承担，但那个时候伴随着这些责任下达、指标下达给予的政策优惠不足以让地方干部愿意承担这些责任。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粮食问题的讨论就相对来讲更迫切了，但是本质上看，这仍然还不是粮食的问题，因为这个阶段的粮食并没有明显减产。90年代我当时就因为这些讨论，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它主要是跟其他各方面的宏观问题相关，比如说财政的补贴问题、生产资料购销问题、

　　农业进出口的问题等等，总之跟外贸、跟其他的财政金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那个时候农村得到金融扶持的情况，是不那么乐观的，资金被金融机构抽到城市去用，因为在城市资金周转快，客观上在要素结构布局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它不是粮食生产的问题。所以从第二次粮食安全讨论上看，也还不是真正的粮食产量出了问题。

　　第三次是2003年前后，三农问题得到了高度重视，但是因为2001年美国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的危机，大量的美国西方的产业资本纷纷流向中国，而这个时候各地特别是东部地区，大规模的征占土地，从2002年到2003年的土地征占速度是惊人的，中央三令五申发多道指示多个文件强调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禁滥征滥占土地等等，但实际上土地流失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在这个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各地招商引资进入高潮的情况之下，问题出在如何跟所谓国际接轨的过程中有效的实现控制或者自觉调控，不是简单的顺着招商引资的步调走这问题还是出在宏观经济，出在宏观政策，出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上，不出在农业上，但是又把它变成了一个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这种情况之下，为了防止地方进一步大规模征占土地，设定了一个18亿亩耕地的保护线不得突破，它的主因是大规模招商引资，滥征滥占耕地所造成的，而不是粮食产量出现了多么严重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三次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仍然不是粮食安全真出问题了，而是整个宏观经济本身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情况。

　　第四次，我们看到城市遭遇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以后，2009年的全球大危机，全球需求下降，直接影响已经高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外向型经济拉动的增长方式，就出现了实体经济的严重不景气，资金析出实体经济进入房地产，房地产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要征占土地，这时候我们又允许各地把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城市建设，甚至允许省内跨市县的调整耕地指标，当然就出现了因征占土地，甚至把这些本来应该在城市郊区保住的基本农田指标划到山上去。房地产

　　和过于激进的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造成了当时的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还不是粮食本身出现了减产的问题，实际上正在一个粮食稳定增长的时期。所以，第四次还是宏观经济如何协调、如何有效调控的问题，而不是粮食问题。

　　在农业领域中做政策研究这么多年，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我发现四次有关粮食安全问题讨论，没有一次是真的是因为粮食出了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可能不太同于一般的观点，尤其是针对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美国大量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出现的情况，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我们认为是和粮食安全真正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粮食金融化。所以我想要把粮食金融化给大家再做一点分析，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出在哪儿。

　　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当年美国就出台了超级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增加流动性，而且流动性增加主要流向了大宗商品市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粮食价格暴涨，带动了那些粮食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把自己的农地面积更多的转向了高附加值作物生产的国家因粮食价格暴涨而进口困难了，因为他要支付更多的外汇了。于是越是按照国际市场来调整自己本国的农业结构的国家，越是粮食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越是遭遇到饥饿，特别是北非，以埃及为例，原来它的粮食是可以自给的，但是因为它的棉花种植是世界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作物于是它的农地大面积转向棉花种植，粮食进口就更高的依赖国际市场，当国际市场价格大幅度上涨的时候，它进口就困难了于是就发生了解放广场运动等等。这其实是农业的金融化全球化本身所造成的安全问题。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教训当成必须汲取的，而是大家没有多少依据，也没有数据依据，也没有多少其他的依据，就空谈粮食安全问题，我觉得谈的不是真问题。所以粮食安全在各种各样的讨论中，到底讨论的是不是真问题，应该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温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