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这个词意涵很深，但就某一点说开去，则可于一斑而窥全豹。

　　石墨烯是一种新型的战略材料，厚度仅为头发丝的20万分之一，强度却是钢的200倍，未来将有很多科幻级应用。尽管中国在这方面的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力量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但目前生产仍以初创期的中小微企业为主，产品以实用性品种居多，同质化竞争严重，高端研发方面则相对欠缺。对此中科院院士刘忠范呼吁，对石墨烯研究和产业的布局，须眼光放长远点，花大力气实现跨越，才能架构好现实与科幻的桥梁，否则，只关注现在，就会丢掉未来。

　　刘忠范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制造晶片所需要的光刻机，正在被西方卡脖子。但其实早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清华大学的徐端颐团队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光刻机和分步重复照相机，并投入规模生产。1980年，又完成中国第二代光刻机，到90年代，又积极研制更先进的“分步投影光刻机”，研究样机在北京一经展出，就惊艳世界，“巴黎统筹委员会”立刻宣布取消对华出口这种光刻机的禁令。美日也取消了相应禁令，而且价格还比较优惠，并祭出一个颇具诱惑力的法宝——“购买本公司光刻机的中企，欢迎其领导免费出国到本公司参观访问旅游”。于是，中国国内企业纷纷倒戈，弃国产而购洋货，致使国产光刻机丧失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在迅疾占据中国市场后，外企光刻机价格一路攀升不说，且又重新禁止对中国出售光刻机，只卖晶片给中国。至于中国光刻机之父徐端颐，此前早已痛苦地被迫抛弃二三十年的研究心血，转向其他研究领域了。

　　由此可见，大凡事涉高科技核心技术领域，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从来都不单纯是市场行为。就因为一些中国国企领导人，贪图外国的小便宜和不讲大局的短视行为，结果直接断送了中国业已研发二三十年的光刻机制造事业。

　　但凡决策者有点眼光，事情的走向又不一样。例如，中国传统的燃油汽车生产，始终困于两大核心技术短板——发动机的电控系统和自动变速箱的电控系统。且中国广阔的汽车市场，也不能换来外国这方面的核心技术。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超越的情况下，又该怎么办呢？于是相关决策者果断决定另辟蹊径，出面协调有顾虑的传统车企，迅速转向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很有眼光和胆略的决策。中国和西方的新能源汽车研发几乎同时起步，但到了2016年，中国就开始全面产业化，2021年后迎来新的发展期。连新能源汽车专家孙逢春也说：“这么快超越西方，我没想到”。期间，也曾遇到合作方——美国企业对某个关键设备供应肆意抬价。但如此卡脖子的行为，反而激发中企下决心自主掌握一切核心技术，经过多年努力，最终获得完胜。

　　也因此，缺乏科研管理水平的领导人，即便外部有很好的创新大气候，也不会利用，反而会把自己单位科研的小气候搞砸。譬如，本来今天中国的创新大环境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研发资金充足、信息获取方便、各类研发平台先进。但时下一些官僚主义者，却常常令下面科研人员陷入各类形式主义的评估和申报的漩涡。科研人员有写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议，填不完的表格。如此，时间都被碎片化了，又怎能静下心来从事科研，做点事情？

　　好的领导人即便外部大气候不很理想，也善于营造出内部绝佳的小气候支持创新。今天，中国一再呼唤科学的原创，但究竟什么是好的原创？这就要看几方面。

　　一、决策者有无前瞻性眼光、识见、胆略乃至于求真务实的精神。其中，前瞻性眼光和过人的识见是决策者必备的素养之一。否则，即便是很好的原创，不仅发现不了，难以给予有效支持，反而会以各种借口百般阻扰，令其胎死腹中。当然，这样的素养对某些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更应具备——对后者的强调并不多余。因为现实中，也确有一些中国专家滥竽充数，不懂装懂，信口雌黄，发表的一些评审意见常令人啼笑皆非，十分无语。

　　二、决策者是否真正相信那些纯粹以创新为志业的知识分子，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想象空间和时间，不把一些无厘头、浪费时间的形式主义政治学习强加在这些人头上。只有令大学像个大学，科研机构像个研究机构，而不是言清行浊、表里相违、沽名钓誉的名利场，用不着太大的投入，自会风清气正，创新迭出。（杨建业，作者是西安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