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发言人（左）近日回应媒体关于乌克兰女难民伊琳娜（中）被累犯布朗（右）刺杀的惨案。（法新社）

　　近日，美国社会接连遭遇两起让人震惊的事件：乌克兰女难民伊琳娜在轻轨上被累犯刺杀；总统特朗普的政治盟友、保守派意见领袖查理·柯克在公开活动中遭远程枪击身亡。

　　表面看来，这是两桩毫不相干的案件，但细究之下，却构成同一幅图景的两面：一个是司法制度失灵导致的街头暴力；一个是政治极化酿成的定向暗杀。

　　伊琳娜的故事本应是一段逃离战火、重建生活的叙事。她从饱受战火摧残的乌克兰来到美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日子虽然清贫，却依旧对未来怀有憧憬。然而，她在下班回家的轻轨上遭到无法预料的残暴。凶手布朗有多达14项犯罪记录，却因“无现金保释”政策而屡屡重获自由。这个为了减少种族歧视而设计的制度，却让高危累犯继续在社会游荡。司法的“宽容”在此刻转化为社会安全的巨大裂口，伊琳娜正是因此成为牺牲品。

　　然而，真正让美国政坛震动的，是柯克的死亡。柯克并非传统政客，没有公职或实权，却在舆论场拥有巨大动员力。他以犀利的演讲风格见长，敢于在大学校园与自由派公开辩论，社交媒体上也拥有数百万追随者。几天前，他还曾公开批评伊琳娜案背后的制度缺陷，直言这是“政治纵容暴力的结果”。不久之后，他就倒在枪口之下。这一巧合注定会被赋予高度政治化的意义。

　　柯克的遇害，迅速被保守派塑造成一场“殉道”。有人甚至称他是“右派的马丁·路德·金”。这一比喻并非夸张。1968年马丁遇刺，引发全美大规模骚乱，也推动民权运动的道德合法性。马丁之死，让运动从边缘走向核心，因为“流血”赋予他无可取代的象征力量。保守派长期缺乏这样的“殉道者”，他们有媒体人、有智库学者、有宗教领袖，却始终没有人以生命承担运动代价。柯克的死亡，或许正填补这一空缺。

　　从政治学角度看，殉道者往往是极化社会的催化剂。殉道者的意义不仅在于生命的消逝，更在于叙事资源的诞生。它让一方可以把复杂的制度问题浓缩为一个清晰的象征。在历史上，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右翼领袖卡尔沃·索特罗遭暗杀，成为压垮局势的最后一根稻草。今天的美国是否会走向类似轨迹，关键就在于柯克之死会否成为右派全面动员的契机。

　　可以预见的是，柯克的遇害将带来三方面的深远影响。首先，它为保守派提供新的道德高度。在长期的文化战争中，保守派往往被主流媒体描绘成守旧、排外的一方，他们的诉求缺乏正当性。如今，他们终于可以说：“我们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叙事力量，不是辩论或选票能够替代的。

　　其次，它可能推动保守派进一步激进化。过去几年，保守派虽然言辞尖锐，但整体上仍在制度框架内运作。然而，当柯克之死被视为“血债”时，温和声音将被迅速边缘化，更激进的路线可能获得拥趸。

　　第三，它加剧制度的信任危机。无论是伊琳娜的遇害，还是柯克的被枪击，都让公众感到司法与政治体系无法保护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制度被视为只保护特定身份者，无法普遍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安全，它的合法性将不可避免地动摇。

　　美国的未来走向，取决于能否在保障权利与维护秩序之间，找到新的平衡。如果司法改革继续强调“减少羁押”，却无视高危人群的威胁；如果媒体继续选择性报道，用政治正确掩盖真相，类似的悲剧必然重演。更危险的是，每一次悲剧都可能被政治化，成为新的燃料，把分裂推向无法逆转的深渊。

　　伊琳娜的死，提醒人们制度失衡让最脆弱者承担代价；柯克的死，则揭示极化政治正在制造新的“殉道者”。“殉道者”往往预示着历史的转折点。美国究竟会在动荡中走向更深的撕裂，还是在痛苦中重建信任，将决定它未来10年的政治命运。（陈万诚，作者是马来西亚数据工程师、前媒体人）

　　美国政治暴力事件频仍之忧：反映美国民主政治病况不轻，而且有积重难返之势

　　柯克被枪杀除了凸显美国政治暴力之可怕，也反映美国民主政治病况不轻，而且有积重难返之势。各方若不对症下药，只是相互指责，必会导致仇恨越来越深，政治暴力事件日益频仍。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没这么乱，说明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


　　右翼把柯克捧为英雄，左翼则把他贬得一文不值。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深层分裂的一个具体表现。图为9月11日人们追悼柯克。（路透社）

　　美国民主的问题越来越多，病情似乎也在恶化，不只政治分歧和社会分裂越来越严重，政治暴力层出不穷，也令许多美国人感到忧虑。特朗普总统去年7月在竞选期间差点就遭暗杀，侥幸逃过一劫，但他的一名有力支持者，31岁的右翼意见领袖和网红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就没那么幸运了。9月10日，柯克在犹他谷大学向约3000名学生发表演讲和回答问题时，被人一枪毙命。此事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将之定性为政治暗杀。

　　9月12日，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尚穆根接受本地媒体采访时，对此事件作了这样的评论：事件虽令人震惊，但并不意外。这是因为美国内部的政治分歧已持续一段时间，并且日益恶化。人们对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使用的语言非常苛刻、充满恶意，并为他们贴上“敌人”的标签。此外，公共生活普遍恶化，高端武器易于获取，犯罪和毒品问题失控，导致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都遭遇袭击。

　　柯克之死让许多人初次认识到他所主导的一个保守主义政治运动。2012年，柯克和一名同道比尔·蒙哥马利发起“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这个组织致力在中学及高等学府推广美国保守主义理念，包括否定气候变化、反对堕胎和避孕、跨性别、枪支管制、批判性种族理论、极端伊斯兰主义等。在俄乌战争议题上则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和特朗普一样，他把2019年暴发的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2016年，美国转折点推出“教授观察名单网站”，列出他们认为的“歧视保守派学生或在课堂中散播左翼思想”的学者，被反对者批评为打击学术自由。

　　特朗普对柯克之死自然痛心疾首，甚至下半旗致哀，他也把政治暴力的起因都归咎于极端左翼，意指民主党。但民主党人则不以为然。比如“Occupy Democrats”这个左翼社交媒体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贴文历数柯克的“罪状”，包括多年来一直诋毁同性恋等LGBTQ群体、嘲讽枪击案生还者、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歧视黑人等，根本不值得人们哀悼。它说，如果美国人要建设一个较和平的未来，就应该在谴责政治暴力的同时，也谴责使柯克成为千万富翁的仇恨和偏执言论。右翼把柯克捧为英雄，左翼则把他贬得一文不值。这种鲜明的对比，正是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深层分裂的一个具体表现。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分析2023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在这一年里约有4万7000人死于枪下，其中有近半数是自杀。平均来说，就是每隔11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枪伤。在一个枪支泛滥的社会里，枪击案如家常便饭，但还是有很多人不赞成修法管控枪支，更多人认为拥枪是宪法赋予的自由，也觉得家中有枪才有安全感。这其实反映人们对公共治安信心的缺失。

　　不过，现在许多美国人更担忧的，是政治暴力事件的增加。虽然政治暴力在美国史上并不鲜见，有几位总统和总统候选人也遭枪杀，但人们担心的是美国将再次陷入一个新的政治暴力时代，动辄用枪支来解决政治岐见。这当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度应该有的现象。因为，民主政治讲究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政治岐见理应通过辩论和妥协而不是枪杆子来解决。

　　这并非杞人之忧。过去几年来接连发生的政治人物遭刺杀案件，给人不祥之兆。除了特朗普两度遭遇暗杀企图，今年6月，明尼苏达州民主党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及她的丈夫在家中遭人开枪射杀，州长华尔兹认为那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暗杀行为。枪手之后又在明尼苏达州另一处郊区，向民主党参议员霍夫曼和妻子开枪，两人都受伤。在此案之前，有两名以色列驻华盛顿使馆人员被枪杀。去年12月则发生联合健康保险总裁布赖恩·汤普森在纽约市中心被枪杀案。较早一些，2022年10月，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丈夫在家中遭人以铁锤打裂颅骨。当然，更加恶名远扬的政治暴力事件，是2021年1月6日史无前例的国会山骚乱事件。

　　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者凯文·博伊尔（Kevin Boyle）指出，美国具有漫长黑暗的政治暴力史。在20世纪里，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总统经历过暗杀企图。博伊尔认为，政治暴力的根源在于当今美国政治和社会的两极化，社会充满戾气、不信任和诸多阴谋论，使情况更加糟糕。也有人指出，社交媒体仇恨言论充斥，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枪支的泛滥则为暴力行为提供方便。

　　美国政治和社会为什么会变得势如水火般两极化和倾向暴力呢？美国学者的看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除了上面所引述的，也有人认为主要根源是文化冲突（包含所谓的身份政治），这种冲突又源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指出，在1990年，美国人口有76%是白人，到2023年这个比率已降至58%，2035年可能会掉到54%，再过10年则可能从多数变成少数。

　　这种人口构成的改变，引起保守派或极端右翼的焦虑和愤怒，认为种族多元化破坏他们既有的生活方式，特朗普由此趁势而起，但右翼的排他性政策又激起左翼反扑。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欧美国家现在都出现反移民浪潮。

　　上周末（9月13日）英国就发生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右翼示威，多达15万人涌上伦敦市中心加入反移民游行，过程中爆发警民冲突。这不免勾起一些人对1968年时任保守党议员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 speech）的记忆。早在那个时代，英国接纳来自前殖民地移民的政策，就已经引起国内白人的警惕和不安。

　　2011年，法国作家兼政治人物加缪（Renaud Camus）在著作《大取代》（The Great Replacement）中提出大取代理论。加缪认为，法国回教徒占了人口相当大的比率，可能会威胁甚至摧毁法国的文化与文明。在美国，“大取代”阴谋论如今也甚嚣尘上。极端右翼认为，民主党是以吸纳外来移民作为增加选票的手段，因此掀起反移民浪潮。

　　多数美国人最担忧政治暴力

　　无论如何，政治暴力现在已成了多数美国人最担忧的事。国际网络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舆观（You Gov）的最新调查显示，87%的人认为政治暴力是个问题。其中，59%的成年人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但问及到底谁的暴力问题更大时，左右派的人就看法不一。三分一的人说左派暴力问题更加严重，另三分之一则认为右派暴力更严重。换言之，左右翼相互指责和怨怼，反映难以调和的政治分歧。这种分歧看来还在恶化。尚穆根说，柯克是这种日益恶化的政治分歧的受害者。

　　从一个局外人角度看，柯克被枪杀除了凸显美国政治暴力之可怕，也反映美国民主政治病况不轻，而且有积重难返之势。犹如一条老旧的地铁线路经常发生故障，系统中的许多部分因年久失修而相继出问题，无法正常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各方若不对症下药，只是相互指责，必会导致仇恨越来越深，政治暴力事件日益频仍。

　　新加坡的政治和社会没这么乱，说明我们做对了很多事情。一个多元种族社会先天就具有各种断层线，要避免这些断层线分化社会，除了必须大力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也必须制定各种明确与绝不能逾越和踩踏的红线，规范人们言行。没有底线的言论自由，特别是针对种族、语言、文化、宗教等的仇恨言论，必然要惹祸。美国允许像“美国转折点”那样的政治运动在校园里发酵，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但这不等于说新加坡未来不会同样走上歧路。（吴俊刚，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新加坡前国会议员）

　　美国政治缘何变得暴力

　　美国政治如果不想走入暴力漩涡，须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理智中不乏感性，激愤时犹有温和”。

　　美国著名右翼活动人士查理·柯克近日遭遇枪杀，一时间震动全美。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均发文表示，美国民主制度不容许这样的暴力行为。总统特朗普更是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并追授柯克以总统自由勋章。

　　柯克遇刺事件揭示一个严峻现实，即美国政治近些年来呈现暴力升级的苗头。2020年，密歇根州州长惠特默险遭绑架，2021年国会山发生骚乱，2022年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住所遇袭、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险遭刺杀，2024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两次遭遇未遂刺杀，2025年宾州州长夏皮罗官邸被人纵火，都是政治暴力事件的典型代表。

　　美国政治暴力事件频发背后的根源值得深思。2014年，知名政治学者福山出版《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提出政治秩序一旦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就会出现政治衰败，在新秩序建立前的过渡期内，形势会变得极为混乱和暴力。福山警告，美国向来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也显示衰败的兆头，原因是三权分立的传统机制过度强化和日益僵化。这套体制在政治极化的大背景下，导致部分利益集团影响力坐大，越来越不能在总体上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政治学有个术语叫政治效能，指的是个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有一定或可能有所影响的感觉，这一指标是衡量公民社会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政治效能较强，表明个人对政治体制有较高的信任度，利益诉求可以通过选举、请愿、抗议、接触官员等合法手段表达。近些年来，美国政治在这方面明显出了问题。皮尤中心一项追踪多年的民调显示，认为当选官员不在意民众想法的比率，由2000年的55%攀升到2024年的85%，且有72%的人认为，当下美国已经称不上良好民主制度的范例。一般相信，若某些政治团体或个体认为，政治体制无法积极回应需求，就极可能会诉诸暴力行为，来发泄愤怒或不满。

　　雪上加霜的是，两党政治人物激化矛盾和煽动对抗的言行，无形中为政治暴力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2020年1月，佩洛西在特朗普完成国情咨文演讲时，将手中演讲文本撕成两半；过于情绪化的表达，将政治礼仪踩在脚下，为公众留下不良示范效应。2020年大选结束后，特朗普拒不接受最终结果，在社交平台屡屡发表煽动性言论，鼓动支持者推翻选举结果，直至出现冲击国会山的暴力事件。不仅如此，特朗普甚至还公开称呼这些骚乱分子是“爱国者”和“勇士”，并在连任之初，即赦免上千名参与者，种种言行所释放出的信号，不言而喻。

　　柯克遇刺后，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受访时，痛斥社媒如同癌症，是一系列暴力事件的直接推动因素。一方面，以X平台和脸书为代表的社媒，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速度快、范围广、扁平化、互动性强等优点，已经深深融入美国政治生活，成为各方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社媒在内容监管方面较为宽松，部分人利用平台进行政治传播时，会散播虚假信息、制造现实焦虑、挑动族群矛盾和煽动仇恨对立。再加上算法推荐和个人偏好的影响，某些用户长期只接触与自己观点相似或兴趣相近的政治信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信息茧房，思想变得狭隘甚至极端。网络世界积累的负面情绪，一旦带入到现实世界，就可能促成政治暴力事件。

　　英国《卫报》最近一篇社论指出，美国即将迈入暴力政治时代，这样的断言现在看还为时过早。舆观（Yougov）新近一项民调显示，72%的美国民众认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实施政治暴力。不过值得警惕的是，在年轻一代和左派群体中，对政治暴力事件的容忍度正在上升。因此，美国政治如果不想未来走入暴力漩涡，必须在变革体制和管控社媒的同时，要求政治人物做到“理智中不乏感性，激愤时犹有温和”，在公众面前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纪文宇，作者是北京时事评论员）

　　美国左右翼极端化都诉诸政治暴力，极右翼袭击比极左翼更频繁更致命

　　特朗普作为一国总统，把政治暴力仅归咎于左翼，是极不负责任的。特朗普应该像一个全民总统，承担起团结的重任，而不是从党派立场出发撕裂美国。在他看来，美国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支持他，另一个不支持他。

　　查理·柯克之死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牺牲品，意识形态在美国的群体之间愈加对立，泰勒·罗宾逊用子弹封住柯克的嘴。柯克是信奉保守主义的青年活动家，也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积极拥护者。他传播一整套保守主义理念，并用言论自由的方式，劝服他人改变极端自由主义倾向。悲剧在于：一个拥有枪支的社会，更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对立面诉诸子弹，消灭不喜欢的声音。政治暴力是美国社会的顽疾。

　　根据2021年盖洛普的民调，华盛顿特区在社会和经济两大议题上的分歧显著，自认为社会自由派的占34%、温和派占35%、保守派占30%。在经济问题上，保守派占41%、自由派占25%、温和派占34%。刺杀柯克的嫌犯罗宾逊与一名跨性别的情人住在一起。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说，罗宾逊有左翼思想，与他的保守派家庭截然不同。柯克批评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权利，用常识开导大学生对性别的认知，无形中剥夺罗宾逊的爱情。

　　罗宾逊被归类为左翼极端分子，但能否由此得出极端左翼倾向于政治暴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是这样宣传的。9月12日，他表示，“激进左翼”应该为美国大部分政治暴力事件负责，他并承诺调查谁在资助和组织左翼，暗示暴力事件是经过某种协调的。他驳斥一名采访者关于左右翼都有极端分子的说法，称他最担心的是左翼。“右翼激进分子之所以激进，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犯罪”“左翼激进分子才是问题所在，他们凶残、可怕，而且精通政治”。

　　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研究所近日刊登题为《左翼的独特邪恶》（TheUniqueEviloftheLeft）一文。文章认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罪恶的根源。法国大革命的激进阶段是现代左翼思想的经典体现，并成为一个多世纪后世界各地更为激进革命的典范。左翼中最狂热的支持者要求彻底改造社会。法国大革命把“叛徒”“人民公敌”和“净化”等言论，当作使用断头台的合法工具。此类语言并不仅限于演讲或小册子，而是塑造那个时代的情感氛围，将暴力视为正义和神圣的象征。

　　左翼寻求暴力的原因，是他们推行的全面变革，必然遭到民众的抵制，因为这些变革是反人性的。因而他们须要诉诸暴力，从肉体上消灭所谓的反革命。激进左翼要建立极权国家，“一”是左翼的象征：一种语言、一个种族、一个阶级、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仪式、一种学校类型、一部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一面旗帜、一个集权的世界国家。

　　嫌疑人罗宾逊射出的一枚弹壳上刻有一句话：“嘿，法西斯！接招！”令人玩味。美国的左右翼都把对方视为法西斯，“法西斯”已成为美国政治讨论中的常见词语。一些民主党人将特朗普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去年大选前，民主党的拜登和哈里斯都指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特朗普在竞选活动中也用这个标签来形容哈里斯。“她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分子、社会主义者”。美国政治极化，但都用法西斯给对方贴标签，至少表明美国人在潜意识里是反法西斯的。

　　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无法掩盖右翼极端分子也是政治暴力制造者的事实。《经济学人》刊文指出，数据显示，左右翼极端分子都会实施暴力，但更多事件似乎来自右翼袭击者。例如，2001年右翼暴力事件比伊斯兰主义者的袭击还多。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的塞利内特·杜兰的一篇论文研究1990年至2020年之间的政治暴力，发现极右翼的袭击比极左翼的袭击更频繁、更致命，尽管在研究期间，左翼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倡导组织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League）的另一项统计显示，在过去10年中，76%与极端主义相关的谋杀案是右翼分子干的。

　　从上述数据可知，特朗普作为一国总统，把政治暴力仅归咎于左翼，是极不负责任的。今年6月，一名蒙面男子伪装成警察，闯入明尼苏达州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家中，开枪打死州众议员梅丽莎·霍特曼及她的丈夫。所以，民主党政治领袖也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特朗普应该像一个全民总统，承担起团结的重任，而不是从党派立场出发撕裂美国。在他看来，美国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支持他，另一个不支持他。他誓言要对那些在他看来背叛他或国家的人进行报复。

　　特朗普的言论不像一个基督徒。2000多年来，基督教传统是尊重生命，所以，查理·柯克之死会震惊全美国。事实上，大多数美国民众和政客都谴责刺杀柯克，但有少数民众幸灾乐祸，导致美国航空、纳斯达克、餐厅、学校和律师事务所的雇主纷纷开除对柯克之死幸灾乐祸、嘲笑的员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也解雇一名政治分析师。

　　美国的至暗时刻也有乐观之处，政治谋杀并不常见。自1975年1月1日至今，美国共有3599人在出于政治动机的恐怖袭击中丧生，这类谋杀案约占所有谋杀案的0.35%。美国社会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看到共同的人性。一个社会以人性为基础，才能在社会政治鸿沟之间架起桥梁，而文明对话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工具，用爱对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交流。柯克树立文明对话的典范，文明对话的精神永存，坚决抗议各类政治暴力。（金建国，作者是上海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