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的遭遇，未必具有什么普遍性，但至少有两点触碰到了人们的痛感神经：一是个人在面对近乎极端的羞辱时如何以对，二是执法和司法层面能否为个体实现权利救济。

　　“刀刺辱母者案”的舆情热度，依旧是“高烧不退”。卷入讨论的，不只吃瓜群众，还有很多媒体和专业人士。

　　当事人于欢到底是不是正当防卫，对他的行为究竟该怎么定性或量刑？办案民警有无渎职失职，该担何责？高利贷和禁锢人身自由的讨债方式该怎么遏制……这些都成为讨论焦点。

　　“刀刺辱母者案”甫一曝出，立马引爆了舆论，据长安剑、侠客岛等媒体报道，全网上亿条评论刷爆这个春日的周末。这不无原因：能引发裂变式传播的事件，必有其能击中公众痛点与共鸣之处。

　　“刀刺辱母者案”能从极端个案变成刷屏话题，能让互撕成习的舆论场罕见地、一边倒地表达某种态度，也必然是因为它投射的现实截面与人们的遭际可能有重叠。其发生逻辑与具体情节有较强的代入感，为人们的移情提供了落点——与其说是公众关心于欢，不如归结为人们从于欢身上看到了自己。

　　于欢的遭遇，未必具有什么普遍性，但至少有两点触碰到了人们的痛感神经——个人在面对近乎极端的羞辱时如何以对，还有执法和司法层面能否为个体实现权利救济。

　　前者关乎人心人伦，后者关涉法治正义，二者都连着公民尊严。

　　讨债者杜志浩当着儿子面淫亵母亲的做法，高利贷高到可怕的利息，还有相关执法人员的出警处置措施，会成为舆论炮火对准的靶心，也是因为，这些突破底线之举是跟践踏尊严连在一起的，并合成了我们生活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激起了我们的切身痛感。

　　在公共事件中，往往也正是这些发轫于切身痛感的在场关注与强势围观，倒逼了公平正义在个案上的归位，促成了很多社会症结的消弭。

　　都说“法律不可远离‘看得见的人情’”，而那些公共发声，正是法律的庭院外看得见的人情民意。

　　这并不是说，法律就该迁就和盲从民意，看舆论“脸色”行事，而是指司法在保持独立公正的同时，也要接受舆论监督，经得起法治和民意的考量。如果某个判决在“法律公正”“人本关怀”等指针上与普遍的民意脱节，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是不是有些环节出了问题。（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