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统天下，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大一统”国家由此肇始。随后的西汉，开疆拓土，国力强盛，既有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又有和睦各族的大融合，盛况空前，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巩固的重要时期。

　　恰好生活于西汉盛世的司马迁，不仅见证了帝国的强盛，而且亲身参与其建设。抱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信念的司马迁，承其父志，又历时24年撰成《史记》。他所依据的史料以《尚书》、诸子百家著作、《五帝德》《帝系姓》《春秋》等传世文献为主，游历考察所获为辅。为此，他还前往传说中五帝到过的涿鹿、东海、江淮等地，在当地获得口耳相传的资料。34岁时，司马迁奉汉武帝之命，作为钦差大臣赴西南夷（今云贵川部分地区）设郡置吏。这段经历，对他著述《史记》特别是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至关重要。



　　“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司马迁坚持以雅求美的古史书写原则，依循“大一统”的思想，在《史记》中苦心孤诣地建构了“源出于一、纵横叠加”“华夷同源、天下一统”的框架，以本纪为纲、辅之以表，以书、世家、列传为纬，纵向构造五帝、夏、商、周、秦、汉本纪，横向构造楚、吴、越世家以及匈奴等“蛮夷”列传，向世人呈现了一个世代相续、绵延不绝的具有高度认同性质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形象。

　　尤其是，司马迁把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所见所闻所感都写入《史记》，化作民族史传，给历史赋予了无穷的正能量，本文略述其端详。

　　首创民族史传

　　中华大地，山地多平原少，被高原、大山分割成许多区域，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多样，相应形成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华民族兴起于农耕，而农耕经济可以在狭小范围内实现自给自足。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在我国历史上，虽曾有“冠带之国”与“夷狄之邦”的“夷夏之辨”，但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已然成为历史的铁律。周初分封时就有许多的内附“夷狄”之国，例如吴太伯之勾吴、楚子荆蛮都不属于中原；周襄王后是翟人（商周时代我国北方的游猎部族）之女；三家分晋的赵襄子之母也是翟人之女。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西取由余于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

　　司马迁打破藩篱，消除“种别域殊”的偏见，把边疆民族地方纳入统一的王朝版图之内来叙述，把中原之外的各民族等列于天子臣民。他以《史记》首创民族史传，写下《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内容囊括中原周边各民族，并认为其皆为天子臣民，意义重大。

　　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四海皆兄弟”，这样的理念也彰显于《史记》。

　　司马迁认为各民族皆有保卫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汉武帝时期宫廷护卫里就专有匈奴人、越人建制，如胡骑校尉、越骑校尉等。他还认为中原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这个“革命”，是指革故鼎新、变革天命。他赞同“革命”，称反抗秦朝暴政的陈涉起义为“首难”。楚汉相争，楚王项羽暴虐，汉王刘邦仁德，结果楚亡汉兴。南方越人即闽越王无诸、东越王摇参加了秦汉之际反秦暴政和反项羽暴虐的斗争，参与灭秦，又率越人辅佐汉王，受到司马迁的赞扬。

　　由此可见，《史记》对《尚书》“大一统”思想倾向、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在表现方式上与董仲舒关于“大一统”的义理阐发有所不同，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主要通过史实叙述来体现自己“大一统”的家国情怀。在他看来，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华变夷、夷变华”，无论是华夏之邦，还是所谓的“蛮夷之地”，“华夷共祖、四海一家”，各民族都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也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黄帝“和同万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和汉高祖建立大汉王朝的功绩予以了充分肯定、高度评价。

　　就这样，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端、孕育的“大一统”思想，终于首次由司马迁从历史学、谱系学的视角系统建构而成。他关于民族史观的这种真知灼见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彰显出思想的卓越性，对后世影响深远。例如，继他之后的东汉史学大家班固就称赞《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并继承了其将民族史传写入《史记》的传统，将中原之外的各民族史传编列入《汉书》。

　　各民族皆为“炎黄子孙”

　　《史记》开篇《五帝本纪》起于黄帝，因为黄帝立家建国，赋予中华民族悠远、深厚的家国情怀，这是我们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泉。

　　《黄帝本纪》不到500字，却道出了建国立家的各种核心要素。开篇第一句“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这表达了家庭观念，每个人有名有姓，绵延传承，父子相继，结束了民众只知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此乃立家。黄帝长成，神农氏世衰，继而前者“修德振兵”，通过两次系列大战役，即阪泉之战内平诸侯，涿鹿之战外御蚩尤，然后才建立了国家。炎黄两部融合，堪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初创与雏形。

　　纵观《史记》全书，所涉夏商周三代、列国诸侯及各民族都被视为“黄帝子孙”，因炎黄两部融合，又称“炎黄子孙”。虽然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直接写“黄帝子孙”“炎黄子孙”这两个词语，但全书的视野、立意和格局就是如此，读者自然能够从中得出结论。此为寓论断于序事之中，讲的是历史故事，蕴涵的是至高哲理。这便是进步民族史观的核心，即中华“大一统”。也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14亿多人都视黄帝炎帝为“人文始祖”，坚守家国一体的信仰，天下一家。各民族都心向国家、建设国家，自觉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大家庭——司马迁通过《史记》构建了“大一统”历史观。

　　这种“大一统”的核心理念早已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

　　中国境内各民族皆“炎黄子孙”，《史记》中有旗帜鲜明的表述：“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吴太伯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楚世家》）、“越王勾践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匈奴列传》）等等。

　　综上所述，《史记》叙三代天子列国世家以及周边各民族，皆归本于“黄帝子孙”。文献和考古表明，五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不同部族。而司马迁的书写，某种程度上将汉武帝以前各部族的历史文化进行了重构，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过程，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强烈的文化认同，旨在张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其实，这也是当时各民族自我认知的一种真实反映，并非只是司马迁个人的“一厢情愿”。他撰史以“成一家之言”，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其“大一统”思想也在序事之中顺理成章带出，包含了上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司马迁“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绝不是偶然的音韵天成，而是当时历史发展客观条件与他本人经历相结合的产物，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各民族人民之间越来越频繁、紧密的经济往来、文化交流逐步促成“大一统”。《史记·货殖列传》生动地记载了秦统一六国，迁山东豪强卓氏、程郑于边邑，居于临邛。卓氏、程郑从中原带来先进的冶铁技术，在临邛冶铸铁器，运销椎髻之民，有力地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巴蜀生产的巵、姜、丹沙、铜、铁、竹、木器等产品，很受中原民众的欢迎。反之，中原也需要来自民族地区的特产、畜产。例如当时从南夷嶲族、昆明族输入的木棉榻布就是当时的一种畅销货。《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可见这些商品输入量之大。

　　“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唐蒙，出使南越时在番禺（今广州）见到了蜀地产品枸酱，回到长安后才从蜀人商贾中得知，这种酱是通过夜郎辗转进入南越的。秦并六国、天下一统的局面，加强了巴蜀与夜郎、滇等地的往来沟通，唐蒙正是从地区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中看到了开发西南夷的重要意义，因而上书汉武帝，将其提上议事日程。由此可见，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往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大一统”的进程。

　　其次，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郡县制度，促进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张骞受汉武帝之命通使西域，开拓河西，“断匈奴右臂”。随之，汉朝廷不仅在河西设立郡县、移民屯垦，而且在西南夷和两越地区设郡置县。《史记·平淮书》记载：“……，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故俗治，毋赋税”，这六个字高度概括了当时的民族地区治理政策，意味深长。用如今的话说，“故俗治”，就是尊重当地的习俗文化，表现出包容多元文化的胸怀；“毋赋税”，则是不收赋税，注重发展经济，使民众享受“大一统”的惠泽。后来三国时期诸葛亮开发南中（今滇蜀地区的部分）所实行的政策，其实就是师法汉武帝的“故俗治”。

　　此外，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使司马迁升华出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并由此助推汉王朝制定了较为先进的治理政策。《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此处一“征”一“略”两个字，清楚地道出了司马迁的出使背景。

　　公元前111年正月，汉武帝派司马迁为钦差向率领巴蜀兵南下“会师番禺”的驰义侯遗（遗，汉将军驰义侯的名）传达征略西南夷的命令。其实，司马迁不仅仅只是传达命令，而实为监军，负责“征”与“略”，主要是负责新开拓地区的郡县设置。他随军从奉命到还报命，在西南夷地区经历约整整一年，历经整个征略全过程，直至完成设郡县置吏治。“故俗治，毋赋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司马迁主持制定再经汉武帝之手，推广到西南夷及全国其他地区的。此外，前面提到的朝廷禁卫军之胡骑校尉、越骑校尉的设置，同样少不了司马迁的推动。

　　正是因为有深入边疆民族地区的切身体验、身体力行，才使得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更加成熟和坚定，并写出《史记》这样伟大、经典的中华民族史传。

　　总之，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体大思精，贯穿中华大地古代3000年时光，浓缩了从文明开端的五帝时代，历经夏商周三代分封建藩到秦汉“大一统”的过程，既是二十四史之一，也是二十四史之最，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所体现的“大一统”历史观，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性要素，对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稳固和发展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作用。

　　当今，重温《史记》的“大一统”国家观、民族观，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促进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作者：张大可，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