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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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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资料图片)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1990年5月,从浦西看浦东陆家嘴。 (资料图片)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1998年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现规模。 (资料图片)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今日陆家嘴风景线。 刘思弘摄

  编者按:1993年12月13日,在上海寒冷的冬日中,89岁高龄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冒雨视察杨浦大桥。当他看到浦东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老人家兴奋地吟出了“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的诗句。

  20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还是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中,上海浦东新区都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按照“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的殷殷嘱托,上海干部群众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只争朝夕,一日千里,向国人贡献了难能可贵的“浦东速度”“浦东经验”“浦东精神”。

  1990年春节,上海市下起了并不常见的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带给人们一丝惊喜。在上海西郊,一座绿荫掩映的宾馆内,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度过春节。

  窗外,不时传来贺新春的爆竹声,焰火不断在空中闪过。但是86岁的邓小平没有休息,而是在不断思考,一根接着一根抽烟。外表平静,心骛全球大势,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正在内心形成。

  除夕之夜,他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共庆新春佳节。祝福和展望未来声中,他郑重地对上海市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邓小平说话一向简短直白,言语中也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色彩,微言大义。听者也明白邓小平此话的分量。那么,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要再造几个“香港”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就像一场魔术让全世界的观众目瞪口呆。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为海外投资者看好。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际关系等方面遭遇困难。

  在连续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都谈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1979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批准了在中国南方边陲举办经济特区,在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几个小镇,向世界开了扇窗户。经过10年的发展,曾经的边陲小镇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深圳以年均经济增长26.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特区奇迹。

  曾有一个美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去了深圳,其中一位成员在其访问手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真没想到,这个普通美国人听也没听说过的城市(指深圳)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跟它一比,我觉得我们那个城市就像个小渔村。”

  “我觉得这些年被自己的同行们骗了,他们总说中国怎么怎么不好。”

  10年后,邓小平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深圳、珠海这几个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他要找到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撬动中国改革开放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因此,他说,要再造几个“香港”。

  在哪里造“香港”呢?

  邓小平的视线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上海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

  令人忧心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但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仍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那时的上海在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时任市长的朱镕基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1980年10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直言上海面临的困境。

  文章列举了上海经济指标在全国10个第一后,称上海城市建设等方面有几个全国“倒数第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之“最”;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休后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市长期间,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

  曾任浦东新区区长的胡炜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是黄浦区的房地局长,当时上海人的居住环境非常窘迫,那时实行的是福利分房的政策,只有困难户才可以分到福利房,人均2平方米才符合条件。当时我到一户家庭走访,这户人家是三代七口人,11平方米,他们是怎么睡觉的呢?他家有张上下铺的床,四个人睡在上下铺,一个人打地铺,一个人睡在桌子上,一个人在箱子上搁块板睡在上面。如果要在家方便,其他人就要出去,夏天洗澡也只能出门回避,这也造成上海的弄堂总是那么热闹。”

  正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而这种内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心中,日后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当时,海外回来探亲访友的侨胞,几乎可以熟门熟路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旧居——上海大部分地方几乎没变过。要说变了,那就是铁锈和腐木比以前更多了——上海曾被时任美国总统的福特称为“生锈的城市”。来华采风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把上海称为“二战前西方建筑艺术的活化石”。

  往事不堪回首,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怎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摆在时任上海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但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仍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上海《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从1978年至199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从272.8亿元增长到了744.6亿元,年均递增率为7.45%,比同期全国平均的8.72%低1.27个百分点。在这12年中,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3年,其余9年均低于或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的地位已大大下降,1978年上海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60%、8.65%、8.16%和13.0%,而1990年已分别下降到了4.21%、5.37%、4.29%和4.85%。

  这一时期,上海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在城市改革方面,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由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

  美国着名咨询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但是,这位“长子”——“温顺的大儿子”,仍“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仍在为全国“供血”。1985年前,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财政基本上是属于“统收统支”,用曾担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话说:“上海是中央财政。”具体来说,就是上海当年的利税收入上缴中央,上海要用钱再向中央申请。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政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锡棠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出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因此,上海的原材料就更加紧缺了。

  因为这种艰难的情况,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压力的强烈冲动。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他坦言:“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他大声说:“目前上海的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应该有一种危机感,然后从危机感里面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哀兵必胜啊!”

  对于上海的困境,朱镕基提到了“浦东开发”。他说,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会上,一个明晰的共识印在了每个代表的心间: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

  如果面对中国地图,平心而论,浦东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好地方,是由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夹带的泥沙,经历千万年积淀而成,故有人称之为“长江之子”。

  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浦东属于长江三角洲平原,是“大三角”中的“小三角”。浦东东临大海,西边紧靠终年不冻的黄浦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左右,全年无霜期约230天。这片肥沃的土地不像中国的北方雨水少而常常发生干旱,也不像中国的南方雨水过多而造成土壤中石灰质的流逝,日照充足雨水适宜,是典型的中国江南平原。

  按理,浦东应该像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靠着海洋繁荣起来。但公元1525年,明朝沿海地区官员都接到了一道皇帝的“海禁”圣旨——销毁了出海的船只,封建统治者开启了与世隔绝的海禁。面朝大海的浦东人,日复一日地劳作,海浪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滩。大海彼岸与他们毫无关系。

  曾有学者从地理上分析了浦东不能向海洋发展的原因:浦东东濒大海,长期泥沙淤积的结果,使沿海海底层尽是“铁板沙”,船舶不但不能停泊,而且还有危险。“潮来皆水,潮去成涂,沙性坚硬,故名‘铜沙’,海船误行其上必碎。”因此,数十里浦东海岸基本上无港口可言。

  而浦东的西边有一条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蜿蜒114公里,从西南方流入上海,横穿市区后直抵东面的吴淞口,注入长江,通向太平洋。

  世界上有很多城市被一条河流穿越。如纽约、伦敦、巴黎、布达佩斯。这些城市并没有因为一河穿越影响共同繁荣。但在上海,就因一条河的原因造成了两岸经济社会的巨大落差。

  其实,浦东现代经济起步并不晚,1864年以前上海开办的9家外资船厂,有5家在浦东。1890年,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燮昌火柴公司在浦东投产。此后,世界烟草巨头英美烟草公司、中国“毛纺大王”刘鸿生都在沿江开设工厂。英美的石油公司如美孚、亚西亚、德士古等公司也在黄浦江东岸占据了很长的岸线,开设油库码头。

  浦东的这种沿江码头经济发展,也打破了阡陌纵横的乡村景致,伴随着村落一批批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工厂、码头、仓库或居民点。浦东开始向城市化发展。

  码头经济吸引了大量贫困的、破产的上海周边地区的农民,他们举家划着小舢板来到浦东,上岸后船底朝天当屋顶遮风避雨。有的连船也没有,找点芦席稻草竹竿,搭个草棚,作为栖身之所,俗称“滚地龙”。沿江码头、仓库、工厂外围几乎全是草棚,形成了棚户区,也就是贫民窟。

  这些棚户区的居民抬首可望黄浦江对岸外滩高楼摩天,霓虹闪耀,自己却终生蜗居“滚地龙”中,或与月光或与灯油厮守相伴。

  100年前,一位海外来访者这样描述了浦东沿江景象:远眺芦苇丛生的江滩,但见满是搁浅的遇难船只残骸和漂浮上岸的货物,还有木桩和水坑。夏日西下,江滩上暑热难挡;到了冬季,西北风同样呼啸肆虐。寄生此地的人们也许能得到些许实惠,但我们很难承认对拖家带口的居民而言,这是个理想的栖息之地。

  也就从20世纪初开始,黄浦江开始渐渐变宽了。从1907年起当局开始进行疏浚航道,形成宽阔的江面,通行万吨巨轮的黄金水道。大量的商船可以通行无阻了,但也造成在黄浦江上架桥更加困难,因为桥面必须高于江面数十米,才不致影响通航。而要便于汽车过桥,引桥必须建得很长。过江难就这样形成了。

  在上海人眼里,黄浦江就像一条天堑。两岸交通只靠一叶小舟摆渡,江面辽阔,一旦风狂浪涌,就有舟翻人亡的惨相。

  也因为这条天堑,上海开埠后城市的发展改变了走向,即由东向西发展,也就是从黄浦江的西面外滩开始,之后有了公共租界,有了南京路,甚至在上世纪的30年代,还有了在上海的北面兴建大上海中心的计划。因为上海向西发展的思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浦东和浦西已经完全不能比了。

  浦东市政建设落后,交通不便,文化设施几乎空白。上海一位叫陆幸生的记者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到浦东做一次“深入采访”。由头竟是:浦东地区没有一家公家的新华书店,浦东的学生要买复习资料,要到浦西来;于是浦东有个张姓的年轻人,在人行道上搭建了一间一层半小房子,铺面卖书,上面是个直不起腰的阁楼供睡觉。

  “太落乡了(上海方言,意为落后的地方)!”有人提及浦东不免会用轻蔑的口吻这样说。上海人的住房紧张,但却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在上海的版图上,黄浦江绕了一个弯后流入长江口。故有作家写道: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

  这一状态终于从1990年的那个春天起开始改变。1990年春节期间,上海市领导人向邓小平汇报了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邓小平欣喜地说,这是个好事。

  2月13日晚,邓小平返回北京,在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同朱镕基谈话。在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带着惋惜和鼓励口气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就在鼓动改革开放这件事。胆子要大一点,怕什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眼中开发浦东绝非是上海一地的事,对于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他看得清清楚楚。

  邓小平已经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视为手中的一张王牌,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这意味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转移。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转移。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阶段。在这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急需在整体思路上寻找到新的突破口,在地域上需要一个带动力强、腹地广阔、对国内外可产生巨大带动效应的城市或地区进行更大程度的先行开放试验,以此来促进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邓小平的视线越过层层迷雾,穿透历史和未来。一种崭新的思路在他心中形成:浦东开发开放要成为一项跨世纪国家战略。

  经历过战争年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邓小平深知战机稍纵即逝。满弓搭箭,总设计师期望浦东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强力的箭头。

  1990年4月18日上午,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飘着一丝白云,历史意义的一刻来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决策:原则批准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开发开放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向世界“借脑”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祝你们成功。”

  浦东究竟应怎样开发?早在1989年10月26日,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朱镕基就提出:“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面向未来,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

  1990年12月,朱镕基主持了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审议会,并计划先从黄浦江边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打造一个集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相融合的上海新标志地区。为此,浦东率先向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征集规划设计方案。

  1992年11月20日,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三楼,5个精心制作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中心区域的规划模型摆放在中央,世界顶级规划设计大师们围着模型而坐,各抒己见。

  经过17轮讨论修改,历时两年,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产生第一个汇集国际智慧的规划方案。

  这样的国际招标在现在看来很普通,但在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突破。有很多人表示怀疑:“一个城市的规划,向全世界征求方案,在当时是否触动了‘红线’。”

  浦东新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李佳能说,在上世纪90年代初,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城市的设计规划通常被认为是“保密”的,参与设计人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更别提花大价钱请外国人去设计和规划。

  还有人认为这费时间,而且还很花钱,没有什么必要。比如,浦东那条着名的世纪大道,是邀请了多方设计机构竞标,最后由法国人中标,当时也受到质疑:就造一条马路也要外国人来设计,花费上百万?

  又比如,到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人无不赞叹陆家嘴中心区域的一大片绿地,草地、阳光、蓝天、湖水,草地上散落银杏树叶,鸟儿从空中掠过。

  不过大片绿地的建造最初也有着理念冲突。那是1992年冬天,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会在上海举行。英国、法国的两位专家陈述了自己的设想:“陆家嘴四周是建筑群,中间建一块圆形的绿地,让人与自然融合,置身于大自然的环抱当中。”

  有人问道:“建中心绿地需多少土地?”

  外国专家回答:“要占地10公顷。”

  一时间,会场震动了。陆家嘴是一块黄金宝地,在这里发展房地产必将产生黄金收益。而在此建绿地,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还要投钱!

  “这样的想法,何止是设计上的突破,更是观念上的碰撞,在场的人有些坐不住了。”李佳能回忆说。

  但通过国际招标后,浦东建设者在与外方的交流中达成了共识,高楼林立的金融贸易区不能只有“水泥森林”没有绿荫。

  后来,这块绿地被媒体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绿地,在高楼林立的水泥森林中就像一块绿宝石镶嵌其中。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加利光临浦东后由衷感叹:“你们正在进行一场世界奥林匹克建筑设计大赛,这是浦东的骄傲,也是联合国的光荣。我祝你们成功。”

  要不要发展第三产业

  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张,107万名顾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

  曾经有学者认为,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改革开放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中的“破冰之旅”,那么浦东开发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攻坚之役”,是改革开放总体上的升级。

  浦东开发启动后,这种攻坚首先体现在浦东选择了第三产业实现突破,通过集聚要素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了“惊人一跃”。

  今天“第三产业”这个名词,人们耳熟能详。但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之既陌生又疏远。“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很多人思想不通,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姚锡棠说。那时候,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领导和学者们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话题。

  这并非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

  在中国发展第三产业并不容易,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拷贝苏联模式,一向是以工业为中心,而且是以重化工业为重。即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也以第二产业为主,尽管市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还处于对外封闭状态。

  在“三个先行”方针指导下,浦东有了中国第一家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家金融贸易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第一家中外合资商业零售企业、第一家外资银行落户,等等。第三产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中,有两个时刻体现了发展第三产业的“惊人一跃”。

  第一个时刻是1990年12月19日11时,在欧式风格的浦江饭店内,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敲响了开市铜锣,一时国内外反响强烈。将早已被撤掉的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显示了中国继续对外开放,上海重塑金融中心的决心。

  继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上海的要素市场建设也高潮迭起。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钻石交易所、上海石油交易所也一一在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亮相,这些交易平台的建立,初步为上海搭建起了全国性的金融体系。

  第二个时刻是1995年12月20日,日本八佰伴、香港八佰伴和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合资的上海第一八佰伴在浦东开张,107万顾客顶着凛冽寒风,潮水般涌入商场。这一数字,也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上海第一八佰伴开业之前,中国国内的商业界里并没有外国投资者涉足,上海第一八佰伴打破了中国商业界中资经营一统天下的局面。

  如果再将历史的镜头拉远一点,更能看清楚浦东发展第三产业、集聚要素市场的意义。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会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不过,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和机制,如何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中国人并没有经验。上海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看到了这一点,很自然地借助浦东开发将发展和培育要素市场,作为重点突破口。

  多年后,曾有记者描述了浦东的要素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表现:北京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九时一刻,总部设在上海浦东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随着交易员轻轻敲击键盘,一组数据即刻传遍全球。一刻钟后,另一组令人关注的数字又从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传出。

  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员、进出口商及投资者们都会在这个时候,等待着来自上海浦东的数据。

  对这些数据,新华社一位记者称之为“浦东价格”。这意味着浦东正在成为全球的“定价中心”之一。

  中国的浦东 世界的浦东

  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资金、世界的技术,还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时,在浦东开发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浦东开发后,大量投资者来到浦东,盖楼就成为必须。那么,盖什么样的楼?浦东的投资者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如何进行中外文化的融合就成为建设者所考虑的。

  1992年,外经贸部打算在浦东找一个最好的地方,为各家外贸进出口总公司盖一幢“中华第一高楼”。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沿江核心区,要建88层,420米。

  浦东要建“中华第一高楼”也吸引了全球建筑师的目光。1993年2月,浦东正式面向国际开始了金茂大厦设计方案的招标。众多实力雄厚的建筑事务所纷纷来到上海。9家设计机构投入了竞争,其中有日建、波特曼、SOM,都是国际顶尖的建筑设计巨头。

  SOM是世界超高层的权威设计机构。但日建也志在必得,光准备方案,就花掉了100万美元。投票表决那天,12位评委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日建和SOM的两个方案上。最后来自日本的黑川纪章却把手头的一票投给了SOM,他说:“要是日建获胜,那么我会觉得耻辱,因为SOM的方案太出色了。”

  SOM能够脱颖而出的关键是把中国文化之精髓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大楼。

  美国设计师接手这个项目的投标任务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将现代超高层建筑与中国历史建筑文脉相沿袭。他们在中国大江南北寻找了大量古代高层建筑的式样,最终他们选定了西安的大雁塔作为构思上海金茂大厦的原型。

  中国文化深深地植入了这座钻石般精致的建筑,88层高度,8角型外观。尽管浦东高楼林立,但路人都会被金茂大厦宝塔外形所吸引。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7年第5期登载了一张照片:两个外国人坐在高空中,其中一人探出平台伸出两个手指转身做胜利状,他们身后的背景是东方明珠电视塔、黄浦江和林立的高楼大厦。照片说明写道:寻求刺激的外国人选择上海金茂大厦作为跳伞平台情有可原:这里号称“中华第一高楼”。在古老中国最具现代感的城市上空进行西方式的探险似乎意味深长——完成了古老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对接。

  浦东的世纪公园,也是不同文化交融的结晶。当时,浦东要建一个140公顷的中央公园,浦东方面邀请了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中国的6家设计事务所来设计。最后选定了英国的方案,据公园建设指挥部总指挥朱纯宏回忆,“英国设计将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与西方的大草坪结合,效果很好”。

  据介绍,为设计这座公园,英国设计师们骑着自行车,逛遍了上海大大小小的公园,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看到在中国公园里有人下棋,有人跳舞、唱歌,有人喝茶,有人打太极拳,等等。

  不同文化在这座后来被称为“世纪公园”的设计中实现了融合,英国设计师巧妙地做到了“人与自然的结合,中西文化的结合”,成就了上海最大的富有自然特征的生态城市公园。

  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认为,浦东开发中我们不只是吸引世界的资金、世界的技术,还吸收了世界的智慧。同时,在浦东开发中形成的文化是推动浦东开发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西文化的融合,不仅仅让本地居民容易接受,也让外来者容易接受。

  2011年6月3日,赵启正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该校法学院中国法中心主任保罗·格维兹告诉赵启正:他曾带13岁的儿子去中国。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东边的滨江大道,正值入夜,陆家嘴璀璨的灯火深深地印入了他儿子的脑海中。

  格维兹兴奋地告诉赵启正:我的儿子现在说中文已经非常流利。他一共去过中国6次,现在是大二学生,在中国居住的时间大概有一年。我对此非常高兴,也想借此感谢您,因为是您在上海的工作让我的儿子有机会更好地认识中国。

  从质疑到惊叹

  浦东是“中国例外论”的代表。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在发挥作用,让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最初,对于浦东开发,海外不少人不看好、不理解。赵启正曾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对于浦东开发,最初的国际舆论是怀疑的,认为这是个口号而不是行动。

  颇有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嘲讽浦东开发就像沙俄时代为女皇建造的“波将金村”。“波将金村”是俄国波将金元帅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领地的富足有个良好印象,在其必经路旁建起一批漂亮村庄,看上去很美,其实都是布景,里面是破败的茅草屋。“波将金村”也就成为弄虚作假的代名词。

  而历史也似乎要考验浦东。1997年,高速发展的浦东曾被亚洲金融危机狠狠地“撞了一下腰”,刚刚开始建设地基的环球金融中心大厦面临投资者要求撤资的窘境,资金链断裂,工程不得不叫停。泰国商人投资的浦东陆家嘴地区大型购物娱乐中心——正大广场也因金融风暴,开工不久就缓建。汤臣集团刚刚在陆家嘴拿到了一块地,但也因金融危机苦苦请求浦东政府退地拿钱。

  投资者纷纷后退,国外媒体出现“浦东开发失败”“办公楼出租率只有20%”“浦东的灯亮不起来”等描述。那时,夜晚来到浦东陆家嘴,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大批的商务楼宇建立起来,但是入驻公司少,大楼无声地矗立着,偶尔有着点点的灯光。

  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胡炜回忆,那时到访浦东的境外人士都要问:“东南亚货币危机对中国有何影响,浦东开发还能顺利进行吗?”

  这也让上海和浦东的领导高度紧张。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坦言:那段时间真的是睡不着觉。

  但是浦东开发的建设者还是顶住了压力。胡炜回忆:亚洲金融危机,世纪大道建设到一半出现了资金困难,市领导亲临现场激情鼓励建设者:再大的困难咬咬牙也要顶过去,杀出一条血路!

  对此,西方人往往会很困惑,中国人为何如此顽强?日本经济学家小林实对中国经济有着深入的研究,到访中国60多次,他曾有一个奇妙的观点解释了这一现象: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使用汉字,一个是使用筷子,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使用汉字和筷子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呢?我的看法是:汉字和筷子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严酷的要求。要记住汉字需要很强的记忆力,小孩子要学会使用筷子也很难,正因为这些民族的孩子从小就经受了严格的训练,所以他长大以后就具备了应对更加恶劣环境的能力。

  鉴于大批楼宇建造起来,各类功能性企业机构进驻一时跟不上,1995年11月23日,时任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的姚锡棠教授给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写信,建议把位于浦西的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东迁浦东,通过要素市场东移,促进陆家嘴中央商务区的形成。建议得到徐匡迪批示肯定,也得到上海市其他政府部门的积极配合。

  这封信也加速了要素市场向浦东集聚。很快,在上海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各类要素市场集聚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渐成气候,国际金融中心的形象开始树立起来。

  徐匡迪回忆,经过几年,特别到了2000年完全好转,小陆家嘴全租完了,全市办公楼的租售率也超过了80%。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陆家嘴的上百幢楼里灯逐渐地亮了起来,入夜璀璨的灯火成为上海最迷人的风景。

  此前曾经有外国人批评,陆家嘴的房子造得太多了,空置得厉害。浦东人则说,在中国,聪明的母亲总是把孩子的裤子做得长一些,以备孩子长大了还可以穿。

  没过几年,大量的金融机构云集陆家嘴证实了“大衣服”理论。当年已经做得大了不少的“裤子”,也变得小了。到了2005年,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林立着128幢高档写字楼,智能化办公面积达230万平方米,平均入驻率近90%,许多楼宇已一房难求。

  后来担任基辛格顾问公司董事会副主席的雷默也修正了他当年的看法:浦东是“中国例外论”的代表。几乎在每一个角落,你都能看到西方政界人士如今梦寐以求的经济工具在发挥作用,正是这些工具,让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一次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若干年后,知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传记作者兰尼·艾本斯坦说:我认为,弗里德曼当时的(对上海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如果他还健在,他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上海,包括整个中国,都证明了市场力量的强大。

  (作者谢国平系《浦东时报》原副主编、《浦东开发》原主编,着有《浦东样本》《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等。本文资料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奇:浦东开发史》一书。)



  

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纪事:中国计划经济堡垒如何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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