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也没有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

　　1991年12月8日，在白罗斯别洛韦日森林，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宣布：“我们，白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创始国，1922年联盟条约的签字国，共同确认：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已终止存在。”

　　12月21日，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举行会议，并致信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告知他苏联以及苏联总统制度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讲话确认苏联解体。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帝国就此彻底崩溃。这是苏联的大败局，也是作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的大败局。

　　30年后的今天，以事后孔明的视角看这段历史，还是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快速地推进了工业化，虽然代价巨大，但是奠定了本国的工业基础，以此实力取得二战的胜利。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显示出低效率和僵化；同时，政治与社会的极权体制也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民众，甚至最高层的领导人也忍受不了这样的体制。于是就有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和解冻，苏联的第一次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经济发展问题。赫鲁晓夫的个人专断与粗鲁形象引起一些不满，导致了勃列日涅夫的政变。

　　勃列日涅夫上台早期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形象，总体比较务实。19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苏联经历了一段相对富裕的阶段，具体体现在：相对松散的工作环境；基本商品、住房和交通的低廉定价；免费的医疗保健；普及大众教育，中小学教育免费，对大学生提供国家薪俸；就业的充分保障；对个人生活干预的减少。勃列日涅夫对人事变动较少，赢得了老一辈精英的政治忠诚，也保持了社会与民心的稳定。

　　但是，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基本特征是官僚化和保守主义，旨在维护现存的权力体制，而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体制。7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许多消费必需品匮乏，质量低劣。热衷于维持超级大国的状态和军备竞赛中的优势，大量资源被转移到军事领域，使消费和农业生产领域的生产力下降，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大多数人生活质量下降，男性的平均寿命降低。

　　社会停滞和僵化。面对苏联社会日益增长的矛盾和问题，老人化的政治领导层越来越无力和低效。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出现健康问题后，没有了领导活力，更没有改革的动力，柯西金的经济改革受到阻挠。由于勃列日涅夫的温和平稳，以及100万在册权贵维持现状的需要，党内没有出现挑战者。这就使得社会更加停滞和僵化。

　　僵化的老人政治作出了入侵阿富汗的致命错误，不仅导致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潭，也导致西方的制裁。错过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苏联社会几乎像野渡无人舟自横，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个老病人走马灯似的死亡、接班、再死亡。这是勃列日涅夫的僵局。

　　内部改革的强烈渴望将53岁的戈尔巴乔夫推上历史舞台，雄心勃勃的戈尔巴乔夫以“改革、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为口号，大力度推进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政治复兴。

　　但是，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错误地安排工作重点”。“当时我国最突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便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低的物质生活水平，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军人都热切地盼望着新领导人能够解决这个大问题，这是当时最主要的环节，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其他一连串的问题”。

　　其他改革不是不必要，但是重点在经济，就连美国克林顿在与老布什竞选中，也还提出经典式口号：“笨蛋，关键是经济！”麦德维杰夫指出：作为改革领袖，戈尔巴乔夫必须依靠自己赢得的巨大政治资本，才能赢得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在1988年至1989年时，要想取得这样的政治资本和政治威望，只有依靠在经济方面取得的实际成果，依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民的安全程度，依靠其他有关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成就。

　　应该说，麦氏的话在邓小平那里得到了印证。1992年邓小平加大力度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新的发展和繁荣，也赢得了更高的政治威望，并且是持久的政治威望。

　　戈尔巴乔夫自己在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能够做到充分利用公众最初无条件的支持。我不能确定权力是否能够永远确保获得如此真诚和广泛的支持，但我们开始失去了这些支持。我们没有及时地解决价格和市场问题。我们本应当平衡消费市场、更大胆和更强硬地将国防工业转变成为人民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业。”

　　他说：“改革的一个战略错误是低估了国家陷入财政和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我们本能够，而且应当更早和更强有力地开始实施社会导向的、基于市场的经济体系。甚至在1990年至1991年，我们仍然有可能通过采取必要的步骤，包括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来阻止和避免消费市场的崩溃。”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致命错误是没有牢牢把握改革的领导权，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进行革命和改革中特别强调的。戈尔巴乔夫天性善良温和，本质上也是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果断。他没有处理好叶利钦这个政治对手。

　　他在回忆录中谈到：“后来，许多人好几次责备我没有把事情做绝。你要是把他赶出中央委员会，再发配到外省的某个偏远的地方去就好了。假如你觉得过意不去，就任命他去某个香蕉共和国当大使，事情就会了结了。人们这样说。我还不止一次听到人们说：承认吧，这是你犯下的弥天大错！……那么，最终的结果如何？是的，我想无论如何我是犯下了错误。”政治领导人必须有风险意识，并提前做好风险管控。

　　这应该可以说是戈尔巴乔夫的大败局吧？有他的自述为证：“从那时起几乎已经过去了20年时光，我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的总统赦免保证，当然我从一开始也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我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从极不讲道理地要求在24小时之内搬出总统公寓和乡间别墅，到禁止出国旅行（包括禁止参加我的朋友威利·勃兰特的葬礼）；从戏剧性地对苏共和戈尔巴乔夫进行纽伦堡式的审判，到可耻地封锁和污蔑戈尔巴乔夫的基金会，以及禁止我在大众媒体上露面和出版我的著作。更不用说将我的养老金缩水到只有两美元，还有那些俄罗斯新老权贵集团及其上司玩弄的大大小小、数不胜数的各种伎俩和手段。”

　　不做价值判断，仅仅就戈尔巴乔夫大败局做个事实分析。（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丁松泉）